三、眼保健操

除了针对“杭州600家民企近日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求救’，请政府帮助度过因银行催贷而引起的资金链危机”一事汇总观感外，凤凰网把评论频道用于推荐一个问号：那些年，我们一起做的眼保健操有问题?

由广州日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等助推，眼保健操“无用论”从微博论坛成功升为大众媒体议题。7月15日，“直播上海”发帖称，“眼保健操残害中国青少年49年了，全世界仅中国做眼保健操，按摩毫无作用的穴位，49年来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升至世界第二，达3.6亿人，做眼保健操无法改善视力，许多学生用脏手按摩导致红眼病、眼部感染等。眼保健操是于1963年，由北京医学院体育教研室刘世铭主任自创的，结果被强制在全国推行，毫无科学根据。”

经由一路转发感慨，此说迅速成为热门话题，“有用派”和“无用派”争执不休。根据东方早报今天发布的采访记录，“教育部很重视网上关于眼保健操的讨论，目前已在组织相关眼科专家对此作出解释，会尽快向网友公布。当问及做眼保健操这么多年来到底有没有效果，该负责人坦言并不清楚，因为缺乏相关调查。”

方舟子那段“世界上只有中国在推行眼保健操，中国学生的近视率却排世界第二，做眼保健操非但不能预防近视，还可能有害”的早前评估再次被提及，这家上海报纸同时由眼科专家声明“新版动作已能避免感染”，强调“眼保健操当时创立的目的是运用传统医学的模式，为了宣扬爱眼护眼的理念，让眼睛得到放松，从而保护眼睛，不能把近视率的增加归罪于眼保健操‘无用论’。”

“归罪”的人们已在大叫“坑爹”，都市时报用头版大标题就此“求安慰、求真相、求解释”。就事论事的人们在新华每日电讯上发表《“眼保健操无用论”需有力回应》，网易由探索频道编辑在发现者栏目里引用数据论文;宣布“与其把学生关在室内做这种非但没用，反而不卫生的眼保健操，不如增加学生的户外活动时间来得实在”;新浪专题则针锋相对，宣布“残害论”难成立，“轻易下结论让眼保健操‘背黑锅’”。

不过，愿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更多。在由一位作者批评“把近视率增加归咎于眼保健操，显然过于主观和片面”、呼吁“最主要的还是给孩子创造合理用眼的外部环境”的同时，新京报着力分析“眼保健操缘何引来质疑”：“时下，一群早已不做眼保健操的成人，忽然再次关心起它，其中原因无关怀旧，却充斥着最现实的疑惑、质疑与抨击……谁都知道，围绕‘眼保健操’的争议，本质并不以‘宣泄不满’为目的，而是为检讨一项校园政策的合理性。”根据这篇文章的论述，这种网络呛声虽然情绪化、非理性，但仰仗于专家等权威声源的公信降低“得以趁虚而入”：“当公众发现，熟悉的眼保健操原来只是个人自创，并没有经过科学验证和权威部门的论证，就被单方面推行。尽管发帖者在列举眼保健操‘无用论’的理由上并不具有充分的逻辑性，仍然激发了汹涌的讨论。”

重庆时报评论员李妍一不作二不休，除了宣布“在一个习惯接受权威灌输的时代”质疑是好事外，更要反问一句“需要被质疑的，仅是眼保健操吗”：“如果再把视野扩大到一些打着慈善幌子的‘爱眼工程’，还会发现，它们爱护眼睛是假，借慈善敛财是真。一些商家推出伤害学生眼睛的产品，甚至传输错误的用眼常识。正是在权力帮衬与慈善伪饰下，正确的用眼常识与用眼卫生不断受到损害。如果要找近视的祸首，或许，眼保健操不是唯一需要被质疑的。”

放上一幅周杰伦示范按摩的题图，腾讯编辑也认定“眼保健操无益，但不能肯定有多大害处”，而后回顾这个公共保健项目的产生推广历史背景，从“扛着‘爱国卫生运动’的旗帜”到“打着‘中医’的招牌”。最后一个章节也落到了“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上：“一项涉及全中国所有中小学生、跨度长达四十多年的强行推广的公共保健项目，不仅没有任何科学的论证，也没有相关部门出面解释，你还敢相信这是一个‘保健’项目吗?”

在这种质问潮流面前，邓海建这回成了少数派，所幸还有新闻晨报愿意给他版面讲述《质疑也不能红了眼睛》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

‘眼保健操残害论’的推断过程：一是‘许多学生用脏手按摩导致红眼病、眼部感染’云云，二是‘49年来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升至世界第二，达3.6亿人’，三是‘全世界仅中国做眼保健操’——于是得出结论，眼保健操残害中国青少年49年，按摩了毫无作用的穴位。这个令人忍俊不禁的逻辑，好比看过《西游记》的合上书页立马去寻找蓬莱仙岛，遍寻不果后，大骂吴承恩著书不实，遗祸数百年。”

同行李妍的反问在邓海建这里已经有了反驳。在他看来，“残害中国青少年49年”之说是不负责任的质疑，与谣言无异：“如果这样的质疑也能一呼百应，甚至引发网络上所谓‘严肃的反思’，那么，廉价化的质疑果真能增益公共价值?假设‘眼保健操残害论’般的质疑是可以被理解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质疑的就太多太多了。”此时，这位时评家想起了中国青年报早前那份“71.8%受访者确认身边遍存习惯性质疑者”的调查数据，不禁感叹：“看起来强悍拉风的网络质疑，应以怎样的底线，在时代与体制的交汇点赢得尊重、达成共识?在社会转型期，各种关系在解构与建构，信任稀缺并不是不可理解，但如果质疑的层级过低、质疑的力量被滥用，就难免催化了某些舆论流弊，譬如贴标签思维等，最终伤害的，还是公民的合理质询权，靡费公共资源之后，不过增加了社会的普遍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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