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最大，一个主要原因，也正是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机会不公。比如美国的黑人，虽然在1863年即获得自由，但直至1964年才获得无条件的选举权，且此后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仍然长期受到歧视，其中很多人只能居住在贫民区，难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世界各国正反两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初次分配公平的关键，在于机会公平。政府通过促进机会均等，保证初次分配差距不要过大。在此基础上，辅之以有效的二次和三次分配，则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

再分配：福利制度的两难

缩小收入差距，保证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除了促进机会公平，还离不开政府主导的再分配。

但若方法不当，着力不妥，做过了头，再分配非但不能帮助穷人，反会使富人和中等收入者也变成穷人，造成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和社会动荡。最近一个时期，国家破产或濒临破产威胁着诸多欧洲国家，大规模罢工和社会动乱搞得这些国家焦头烂额，正是这些国家过度福利的恶果。

从工业革命到二战前，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都非常有限，可以认为是小福利社会。因为缺少必要的社会福利，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发达国家在二战后都推行了广泛的社会福利，成为了大福利社会。60年过去了，大福利在为社会稳定作出很大贡献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严重问题。

问题一：鼓励懒惰。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所有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选择工作时付出了辛劳，却只能得到最低收入，还要增加许多支出(比如交通和托幼费)。因为吃比工作更划算，这些人便选择了永远吃福利。宽松和高额的失业救济，也使得一些工人盼望失业。这些人的工作积极性可想而知。有一些人，自己不想工作时，便与老板商量将自己解聘，好去领取失业保险。吃失业保险的期限快过了，回去工作几天，又故伎重演，再失业，再吃救济。更有甚者，不少穷人发现，福利收入会随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便在中等和高收入者忙于事业之时，抓紧时间多生孩子。这些穷人的孩子，受父母影响，也无所事事，不学无术，形成贫穷的跨代遗传，也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问题二：入不敷出。时至今日，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已占到财政支出的50%以上。美国政府为避免养老保险的破产，只好不断提高退休年龄。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医疗费用负担沉重，靠增加排队与预约等候时间，使小病小痛者望而却步，迫使收入还不错的人花钱去找私人医生。福利支出不堪重负的国家，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问题三：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福利支出谁来买单?当然不会是穷人，基本上也不是富人，因为富人避税的手段很多。于是，这个买单者，只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者，从小到大，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牺牲了诸多享乐，推迟了成家立业，不敢多要甚至完全不敢要孩子。好歹混到出头的日子了，又见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30%、50%甚至更多(发达国家的累进税率可以高达80%)被政府收走，给了那些整天游手好闲、长期吃社会福利的懒人。对此，广大中产阶级的不满和愤怒，可想而知。

这种不满和愤怒，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西方国家保守主义抬头，主导西方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保守主义政府(比如美国的里根、小布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为了帮本国的主流社会宣泄怨气，削减福利，放松管制，打击工会，排斥少数民族。这些政策，对“中间选民”很有号召力。在他们营造的大气候下，甚至历来为穷人说话的政治力量，比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也不得大谈福利制度改革。

发达国家的经验使我们看到，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多花钱的问题。实行社会福利，社会的痛苦和两难是：社会福利没有不行，少了不行，过了、滥了也不行。

福利制度的三原则

从发达国家实行小福利和大福利正反两面的经验来看，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对确实不具备劳动能力者，比如老弱病残，提供基本的社会援助。这类援助是一种社会良知的体现，且因为老弱病残基本不是个人的选择，它不会鼓励欺骗和懒惰。这类福利的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共识相适应。

二是对具备劳动能力者，在他们遭遇不幸和不测时(比如伤病、失业)，对他们提供审慎有限的社会援助。这类福利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其再就业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给钱”。直接的物质与经济援助虽然也是必要的，但应该是临时的、有限的和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参加技能培训，从事社会义务工作才能享受失业救济，避免有劳动能力的人产生对社会福利的“药物依赖”。

三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健康，必须大力投入。要充分认识到，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来说，最具重要性，最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莫过于下一代的健康身体和教育。让广大青少年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能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而且能使穷人的孩子避免输在起跑线上。这体现了最大的社会公平，是利民利国的千秋伟业。因此，在各项社会事业支出中，对下一代的健康和教育投入，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具体说来，除了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和全民义务教育，打破城乡和地域隔阂，把看病和入学的权利当作一项基本人权外，为贫困家庭的婴幼儿提供牛奶和食品补贴，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这些在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实行的社会政策，都应该在中国尽快尽早地全面实施。

五中全会强调民生，突出民富，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落实五中全会的精神，需要对民富理念有正确理解，对世界各国实现民富正反两面的经验有完整和系统的总结与借鉴，这样才能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在“十二五”期间通过科学发展，使中国走上民富之路。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教授。本文主要内容来自作者最近新书《民富论：关于发展与分配问题的探讨》(中信出版社，2010)，并在此基础上增添了部分新的观点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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