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致富，乃人性一大本质欲望。有此欲望，自要探索财富之源泉。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国家与民族富足之原因，已不神秘，书中提倡的私有产权和市场制度，早已成为众多国家经济之基础，使这些国家之民众享受到空前之富足。

国富、民富，在私有财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是近乎等同的概念。在这些国家，个人财富总和即国有之财富;民富既是国富之手段，也是国富之目的。

但在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国家占有大多数资源，私有产权与市场机制处于从属地位。如此，国富与民富便成为相对独立之概念。在这些国家，国或贫弱，民自贫困;国或小富，功在国家，利在政府，民也未必富。如此，才在国富之外，需要专门探讨民富主题。

何谓民富

民富的内涵，应该有两个要素：一是人均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二是广大民众得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即收入差距不太大。

那么，当代中国离民富还差多远呢?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2009年人均GDP数字，美国超过4.6万美元，西欧、北美、大洋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也多在这一水平上下，其中最高的北欧国家已达到8万-10万美元。而亚非拉最贫穷的国家则在300-500美元之间，最低不到200美元。世界上发达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100倍。

3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不到400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大体为最贫穷国家的十几倍，为最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中国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排名在百来位。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些数字说明，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巨大的。同时也说明，无论从收入水平还是分配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走向民富，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下面我们再以美国和日本为例，来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做到既实现富国，又实现富民的。

美国：从内乱外辱到外强中富

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也曾是一个弱小挨打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独立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仍肆意拦截美国的舰船，掠夺物资，打死、打伤和劫持美国船员，煽动印第安人暴动，在美国制造内乱。英国的挑衅导致两国在1812年重新开战。开战后，美国不堪一击，英军很快占领了华盛顿，还纵火焚烧了白宫。

在遭受外辱的同时，内乱也不断发生：屠杀印第安人，买卖黑奴，农民暴动，与敌国进行走私贸易，直至发生南北方分裂战争。法治与民主，自由与平等，和谐与有序这些概念，在美国曾经显得如此遥远与陌生。

那么，美国是怎么富强起来的呢?有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政府对这一精神的支持与鼓励;产业资本的法治原则。

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是美国走向富足的原动力。在利益驱动下，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荒原猛兽斗、与饥饿寒冷斗，书写了一部充满死亡与血泪的开疆拓土史和发财致富史。

对个人致富的冲动，美国政府不是压抑，而是尽力创造使之得到充分发挥的条件和空间。其中以两个条件最为重要，一是以民企为主，发展经济;二是低税收，藏富于民。

美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是以铁路的大发展为前提的。19世纪后半期，为支持个人投资铁路，政府提供了税收和融资(参股、信贷和担保)的多方面支持，赠送给铁路公司的土地竟然达到国土面积的1/10。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铁路19世纪末达到30万英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这为国内市场的统一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除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能源、采矿、通讯、金融、化工、医疗、冶金、生化、电子、房地产、制造业等几乎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都以民营企业为主，这些产业和国家并没有因此弱小，民众也并没有因此贫困。

在税收方面，直至1913年世界进入“美国世纪”之前，美国完全没有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的唯一税收来源是微薄的关税，可谓穷到家了。1803年美国以15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了圣路易斯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67年用720万美元从俄罗斯购买了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这些买卖对财政来说，都是困难重重，政府费尽口舌，才说服国会和民众这钱是值得花的，从而获准举债购买。

在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美国产业资产阶级得以成长壮大，这奠定了全面走向法治社会的经济基础。1868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方战胜了南方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宪法的权威，将美国人追求财富的巨大冲动，纳入了法律和秩序的轨道。此后，美国便势不可挡地成为了整体实力的世界首富，成为了世界霸主。

日本：从东亚弱邦到西方富国

19世纪中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日本与中国一样，面临西方威胁。1853年，日本在美国炮舰的威胁下，被迫开国贸易，并丧失了关税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相同的挑战并没有带来相同的结果。1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人锐意维新，很快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在其后100多年中一直戴着世界上 “最贫穷国家”的帽子。

日本是怎样避免中国的厄运，走向富强的?关键在于明治政府在全盘西化思想指导下，实行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的国策：保障民权，发展民企。

明治政府是由日本新兴商业和产业资产阶级推上台的。对后者来说，日本越彻底地西方化，他们就越安全，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一个法治的政府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财产，市场化了的金融、劳动力和企业制度，能让他们更加自由地运作和发展。这种利益上的动机，决定了他们要求全面西化的态度。

为了破除封建桎梏，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从1872年开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明治政府还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提倡个人自由，天皇的《五条誓文》中，其一便是使国民都能 “各遂其志”，获得充分发展。为了培养优秀国民，日本从1872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早，入学率也属世界最高。

日本政府还不遗余力地支持民企发展。除创办银行和股份公司(株式会社)为企业融资之外，还直接对民营企业进行补助。仅在1875-1880年期间就提供补助资金达5000万日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支出的1/6。对那些民间暂时无力创办而不得不由政府创办的企业，比如很多机械、造船、矿山企业，一旦时机成熟，政府便毫不犹豫地实行私有化，使这些企业的效益得到了极大提高。1880年，明治政府颁布《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大批官营企业低价出售给民间企业家。政府的鼓励与扶持，使日本民营企业得以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一批大型民营企业。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以民营企业为基础，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总结起来，所有发达国家实现民富的共同经验，其实都非常类似，也非常简单明了：保障个人自由，提高国民素质，支持民众致富，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和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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