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治国思想对魏晋以后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法治思想、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建树。从诸葛亮的“隆中对”、鲁肃的“江东对”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来看，三国时期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古代达到了高峰，三者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战略思想的历史特色。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同他的治蜀实践相呼应，是古代糅合儒、法、道、术各种学说来治理国家的样本。诸葛亮思想的特有魅力，来自于他的精神追求和人格感召，并由此产生了历史人物的夸大拔高效应，其思想也会因此而不断衍化，形成管理思想史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

诸葛亮其人

诸葛亮之名，在中国历史上如雷贯耳，妇孺皆知。他既是一个国师级的咨询家，又是一个出将入相的实践者。在历史上，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名垂千古，以治蜀业绩闻名遐迩，以智慧和人格赢得了来自对手的尊敬，又以其为人处事得到了大众的称誉。

诸葛亮字孔明，山东琅琊阳都人，其父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他幼年丧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成人。汉末北方战乱，恰逢诸葛玄由袁术委任为豫章太守，他便带着14岁的诸葛亮南下。到任不久，东汉朝廷选派的豫章太守替代了诸葛玄，诸葛玄前往荆州投靠刘表。从此，诸葛亮随叔父在襄阳访师求学，师事司马徽（字德操，号水镜先生），结识了一批朋友，包括徐庶（元直）、崔州平、石韬（广元）、孟建（公威）、马良（季长）、庞统（士元）等人。诸葛亮17岁时，诸葛玄去世，他便和弟弟诸葛均搬到襄阳城外的隆中（归南阳管辖，此即诸葛故居属于襄阳还是南阳的争执开端），躬耕陇亩，自食其力，半耕半读。诸葛亮读书很有特色，不务精熟而观其大略，颇有“好读书不求甚解”之风。尽管他在《出师表》中自称隆中耕读的生活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从他“自比管仲、乐毅”来看，他早就抱有出将入相之志。

诸葛亮远大志向的实现，是由“三顾茅庐”发端的。不过，在当时的情境下，他的选择余地不大。近在咫尺的刘表尽管有礼贤下士的美名，海内俊杰也纷纷慕名到荆州避难，然而，刘表对这些人仅仅是礼待而不是重用，不可能留意于一个刚刚成人的青年。所以，在刘备“一顾”茅庐时，诸葛亮实际上就已经决定出山。但“三顾”应该是事实，虽然有人认为“三顾”的说法是诸葛亮自高身价，甚至认为所谓“三顾”并不存在，而是诸葛亮主动找的刘备。但考究史书，不仅在《三国志》本传中有“凡三往，乃见”的记载，而且在《出师表》中也有“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说法，且有多处资料可相互验证。假如刘备没有“三顾”，以孔明之智，决不会在《出师表》上出现这种破绽，给后人留下一个攻讦的口实。所以，用现在的眼光看“三顾茅庐”，不过是动荡年代中一个寻常的猎头和应聘过程而已。后人对三顾茅庐的颂扬，一则出于对领导人礼贤下士的期盼，一则出于对杰出人才的尊敬，还有一则是出于对君臣投缘的渴望。

诸葛亮兄弟三人，由于战乱而分居两地，其兄诸葛瑾避乱南渡，后辅佐孙权，亦享有盛名。诸葛亮辅佐刘备，成千古佳话。其弟诸葛均亦仕蜀汉。另外，他还有一位族弟诸葛诞，出仕曹魏，任镇东大将军。三国纷争，诸葛一门分仕三方，史称“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三国志 · 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因为诸葛亮有卧龙之名，民间有传言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说新语 ·　品藻》）

从欣赏诸葛亮的司马徽和庞德公等人的学术倾向来看，诸葛亮应该具备儒家学说的基础和道家学说的底蕴；从诸葛亮为刘禅手抄《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及其治理蜀汉的实际来看，他的学问最出彩的领域在法家和兵家；而从诸葛亮初见刘备就提出“隆中对”的战略策划来看，他又深得纵横家的精髓。诸葛亮曾写有《论诸子》一文，可以看出其思想的基本脉络。他认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名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他从事功角度看待诸子，对这些人物的理解十分寻常，却又极为实用。可以说，诸葛亮的学识来自杂糅各家，自许极高，他并不追求学问上的高深造诣，而是追求经天纬地、安世济民的丰功伟绩。

诸葛亮辅佐刘备，可以说殚精竭虑，而且一出场就以结盟孙吴、赤壁败曹而获得满堂彩。这首先取决于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同时又得自于同周瑜、鲁肃的谋略一致、机缘巧合。从此，确立了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首席辅臣地位。但是，刘备生前，大事依然由他自己定夺，诸葛亮并不当家。直到永安托孤之后，从辅佐后主刘禅起，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汉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台柱。此后，他在治理蜀汉、征服南中、主持北伐、出兵祁山等事务上大显身手，直到操劳过度病逝五丈原，以满腔心血践履了他对刘备的承诺。

诸葛亮去世以后，名声越来越大。在后人眼里，他是智慧的化身、正义的代表、忠诚的象征、治国的楷模，更是历代宰相的典范，无论内政外交都可圈可点。晋武帝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编辑了《诸葛亮集》，针对他人批评诸葛亮缺乏文采、说理浅近的不足，陈寿称：“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矣。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进诸葛亮集表》）由此开了拔高美化诸葛亮的先声。此后人们对诸葛亮的称颂，多半出于其君臣际遇的稀世罕见，以及忠心辅主的无怨无悔。在治国方面，唐代名相裴度曾说：“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乘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认为诸葛亮是事君、开国、立身、治人的全才，所以，他认为“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唐文萃·诸葛武侯祠堂碑铭》）。诸葛亮对下属子弟的训诫，也随之成为后人的座右铭。十六国时期僻处西凉的武昭王李暠，视诸葛亮为儒教传人和道德楷模，鉴于战乱之时子弟们弱冠任职而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对自己的儿子说：“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在此。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此后各代，对诸葛亮基本是颂扬之声。就连陈寿说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被民间附会为他为诸葛亮门下书吏时曾因违规被鞭挞而故意贬低之笔，各种夸张由此可见一斑。

智力过人的苏轼，在品评人物上也不同众俗，他对诸葛亮提出自己的批评。苏轼认为，孔明有两失。一失于对待刘表刘璋的背信弃义，“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二失于未能离间曹氏君臣，“不能奋起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 ：“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苏轼文集》卷四《诸葛亮论》）。所以其屡战屡却，终究不能取得成功。不论苏轼的批评是否恰当，从唐宋以后，这样的批评极为稀少，而且会受到来自多方的责难。有些理学家批评诸葛亮“于道不纯，于理未尽”，是想把诸葛亮拔得更高。即便是苏轼的批评，也含有责怪诸葛亮偏于法术家的倾向。总体来看，明清以降，诸葛亮越来越接近于一个完人形象。顾颉刚所言“层累地造成古史”之说，在诸葛亮身上得以集中表现。后人对诸葛亮的解读和发挥，不断附着到诸葛亮身上。“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肯定会在历史的真实和后代的衍化之间遇到如何辨析的难题，而诸葛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范本。

“隆中对”的战略思想

三国的管理思想，首先值得总结的是战略。魏蜀吴三方，在战略思想上各有独到之处。作为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的第二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纵横捭阖的你争我夺，翻云覆雨的联盟拆解，变化莫测的战略重组，战乱蹂躏下的民生困顿，似乎进入了历史的轮回。与春秋战国不同的是，两汉帝国的参照系和汉代社会形成的独特背景，使三国的战略不同于先秦而有了质的提升。如果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社会思想的根基，那么，汉晋之间的群雄纷争，则孕育了战略思想的空前进展。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构思和设计，基本上再未能超出三国的模式和框架。《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名气，与三国时期的谋略思想发达紧密相关。满族兴起创建后金政权时，远离中原，文化不足，就以《三国演义》作为治国打仗的教材，竟然屡获奇效。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云云，正是民间口碑对它们的定位。今天，由小说回归史实，考察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或许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探讨三国战略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挖掘三国战略的文化积淀及其在国人竞争行为中的观念濡染，推究本土战略思想的历史渊源，则可能更有意义。

诸葛亮的管理思想，首先体现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隆中对”战略构思上。他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以“隆中对”的方式为刘备描述出一个战略远景。这一古文名篇，许多人能够倒背如流。在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中，“隆中对”具有典范价值。

诸葛亮为刘备描绘的战略使命，是顺着刘备“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兴复汉室旗号，寄托重建统一王朝的理想；能够看得见的愿景，是“跨有荆益”造成鼎立之势；攻守策略，是利用刘表的见识浅薄和魄力不足，先取“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荆州，占据“用武之国”的地利；再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为后盾，呼应四战之地的荆州；面对北方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诚不可与争锋”的曹操，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待机而起，以宛洛为主攻方向，以秦川为侧翼呼应，进取天下。这一设想如果完全实现，确实可以做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所以，这一构思打动了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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