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战略，都离不开对自身实力和所处情境的分析论证。现在战略研究中的SWOT法以及各种模型，不外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而已。“隆中对”在事实论证上，对大局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曹操已经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而不可主动对抗，东吴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只能结盟，只有长江中上游的荆州益州由于刘表刘璋的短见和失策能够为刘备提供可乘之机，这一分析正是“隆中对”能够成立的关键。即便当代人用SWOT法来套，多数也超不过诸葛亮的水平，这正是“隆中对”的过人之处。但是也要看到，在战略分析层面，“隆中对”在实力和使命的关系上打了马虎眼，埋下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伏笔。而“隆中对”的缺陷，恰恰彰显了诸葛亮的伟大。唐人尚驰称：“曹氏挟王室之威重，孙氏藉父兄之馀业，刘氏独不阶尺土，开国于亡命行旅之间，天赞一武侯，即鼎足之势均也。”（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

战略设计需要明确组织使命，根据组织使命制定目标，进行定位，选择策略。“隆中对”的组织使命，是“兴复汉室”。这一使命的提出，寄托着当时相当一批士大夫的心愿情结，尤其是符合刘备的汉室后裔身份，是刘备不可能放弃的号召力所在。特别是在刘备颠沛流离、东走西窜之中，这几乎是他唯一能够用来扩大影响力的正当性源头，而且能大大增强其人格感召力。所以，这一使命是刘备不可能放弃或者改变的。诸葛亮也没有对此进行透彻的说明。而这一点正是“隆中对”的致命之处。因为对汉室是否可以兴复的论证一旦展开，“隆中对”就有可能出现破绽，甚至对不下去。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情境和刘备的“帝室之胄”身份，不允许诸葛亮讨论汉室是否可以复兴这一问题。所以，诸葛亮回避了汉室是否气数已尽的论证，这是一种限于情境的无奈，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即便天下三分鼎立成为了事实，基于“兴复汉室”使命的联吴抗曹，与基于各方实力计算的联吴抗曹，是有很大区别的。“隆中对”显然基于前者（起码在旗帜上基于前者）。后世为“隆中对”辩护时，往往既要彰扬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努力和忠诚，又要称道诸葛亮的特长是法家治国且精于利害计算。但是，这种辩护，又会在不经意间彰显出两个诸葛亮：一个是忠于汉室的，一个是算计利害的，道义的和功利的两种形象之冲突不可避免。

后人对“隆中对”赞誉极高有其道理。从战略角度看，“隆中对”作为古代本土版本的SWOT法（起码在SWOT的四个方面中展开了机遇和威胁两个方面，自身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则不可明说，包含在不言与默契之中），在情境分析上入情入理，在宏观把握上举重若轻。不过，在诸葛亮之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战略可以作为参照，这就是鲁肃在建安五年初见孙权时所献的对策。鲁肃已经清楚地看到曹操的实力，建议孙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三国志·鲁肃传》）。鲁肃所说的鼎足，是以曹操占据的北方为一方，孙权盘踞的江东为一方，刘表刘焉分领的荆州益州为又一方。在一定意义上，鲁肃与诸葛亮所见不谋而合。所不同处，在于两人的对象不同，所以对“鼎足”的设想有区别。应该说，鲁肃的“江东对”设想更实际。因为鲁肃辅佐孙权之时，东吴的实力是现成的；而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之时，刘备是兵败后逃到新野，寄居樊城，还没有实力立即取代刘表。所以，鲁肃的“鼎足”，其三支力量是现实存在的；而诸葛亮的“鼎足”为两实一虚，刘备的一支尚属蓝图。更重要的是，鲁肃在诸葛亮之前，就看到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要比诸葛亮现实得多。正因为鲁肃和周瑜在东汉帝室尚存的情况下清醒认识到汉室衰亡不可挽回，所以晋人习凿齿痛骂二人为小人。然而，这一认识把“江东对”的使命定位在建立孙权自己的帝业，与“隆中对”的复汉使命完全不同。有人以为，刘备和诸葛亮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可以更具有道义上的号召力。但从战略分析和战略设计的角度看，缺乏现实条件的道义口号，往往是战略实施的陷阱。也许，正是由于刘备缺乏实力，蜀汉君臣才会坚持“兴复汉室”不松口。

如果再进一步比较“江东对”和“隆中对”，就可发现，鲁肃之对策，是借北方混战之际，东吴进伐黄祖，取得西进据点，进逼荆州刘表，占据长江中游，再图向益州扩展。一旦“竟长江所极”，就可变鼎足之势为南北对峙，此时，按照鲁肃的设想，既然汉室不可复兴，就应该堂堂正正与曹操争夺。“建帝号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尽管孙权表面上不敢如此“大逆不道”，假惺惺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但此后的行动和表现证明，他是全盘接受鲁肃建议的。而诸葛亮之对策，要比鲁肃晚出，荆州已经由于刘表的两个儿子之争给刘备造成了可乘之机，但这个机遇能否成为现实尚有太多变数，至于益州，距离现实更远。所以，“隆中对”的核心是要创造出“鼎足”中刘备之一足。可以说，“江东对”是立足东吴自身的战略分析，用SWOT法比照更为恰当，而“隆中对”是围绕汉室兴复的战略创意。假如后来不是由于偶然因素促成了张松与法正向刘备献蜀，“隆中对”的实现难度极大。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仅仅从战略设计角度而言，鲁肃的“江东对”，要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更具有可行性。那么，为什么“隆中对”在历史上更为出名，而“江东对”除了专业历史工作者很少有人知晓，显然不是由于这一战略更为成功，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汉末各方的战略构思上，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参照，这就是曹操的战略。曹操作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之评语，《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实际上在起事之初并无明确的战略。他的谋士荀彧，对曹操战略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荀彧建议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就像刘邦保关中、刘秀据河内一样看待兖州。“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深固根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固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三国志·荀彧传》）更重要的是，荀彧还建议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曹操有了稳定的立足地盘，有了皇帝为自己背书的合法性权力来源，迅速成了气候。相比之下，袁绍的短处立显。沮授曾建议袁绍“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但袁绍心怀疑虑而不听。后来田丰又建议袁绍袭击许都以迎天子而定天下，袁绍照样不听。纵观曹操，始终坚持“挟天子”的政治优势，却再无其他相对固定的战略。所以，曹操的战略，是没有固定方向的柔性战略。他不过是一直在打类似于“尊王攘夷”的正统牌，王牌不变，使用王牌的手法上却随机应变。这种战略似乎很老套，而且平淡无奇，但曹操边走边看，智谋迭出，把自己的牌打得有声有色，且由曹丕继承打到了三国的最后。以战略思想的眼光看，曹操的战略是另一种路数，它不进行要素分析，而是确定一个战略抓手，然后灵活展开，最接近于明茨伯格所说的“手艺型战略”。相比较之下，诸葛亮的战略最为理想化，鲁肃的战略最为务实，曹操的战略最为成功。

尽管三国的战略在本质上都是先成就霸业后统一天下，但在战略使命上有明显差别。曹操的使命是在平乱中扩展，东吴的使命是在扩展中称帝，而蜀汉的使命是在动荡中复汉。汉语中的“战略”与“策略”差别较大，管理学中来自西方的“战略（Strategy）”一词，与“策略”本来就是一回事。国外所谓的战略管理，往往兼容汉语中的“战略”和“策略”于一身。如果不考虑实施策略，那么诸葛亮的“隆中对”最能激动人心；如果使命和策略兼顾，那么鲁肃的“江东对”最能统合二者；如果策略优先，那么曹操的“挟天子”最利于操作。上述三个战略，在实施中都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而诸葛亮的战略实施起来最为艰难。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了刘备，一个重要原因是刘备的汉室后裔身份。那么，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后裔，诸葛亮为何不选？诸葛亮在荆州襄阳日久，对刘表应该有透彻的了解。尽管刘表也是皇族子孙，但其才能和见识不足以承担兴复汉室的重任。仅从对待司马徽的态度上，就可看出其见识短浅。他对这位闻名遐迩的“水镜先生”，竟然看作普通书生而不以礼待之。刘表在政务处理上的优柔寡断，在对外事务上的首鼠两端，在家族内部的是非不明，都显示出其不足以托付大事。更重要的是，刘表也不可能看得上诸葛亮。至于远在蜀中的刘焉刘璋，更是偏安一隅目光短浅。相比之下，有枭雄之称的刘备是皇族后裔中最有大志的一位，所以诸葛亮把兴复汉室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但是，兴复汉室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使命。东汉后期的政治黑暗，外戚宦官的轮流专政，已经使汉室的统治合法性严重衰减。董卓之乱后的混战，分裂大局已经形成。所以，鲁肃在建安五年的“江东对”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汉室不可复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的部下陈群等人说：“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请求曹操称帝，但曹操不答应。在这种情境下，所谓“兴复汉室”，只能作为口号存在，或顶多是作为与他人争斗中的正当性来源而已。诸葛亮为这一使命，付出终生努力。人们对他的赞誉，更多地是出自对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佩服和尊敬。所以，尽管《后出师表》真伪难辨，但其中的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脍炙人口；在天下大势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人们把坚持“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信念看作是可歌可泣的品质；尤其是对其不计“成败利钝”的精神，更是赋予由衷的赞叹。可见，后人对诸葛亮的赞誉，实际上不是出于其战略的高明，而是出于对其人格的佩服。反过来，由于诸葛亮的人格力量，使“隆中对”也得到光环效应的辉映。田余庆对此有很精到的评价：“后人评论诸葛亮及其《隆中对》，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出现溢美和回护之词。《隆中对》中睿智的判断，有时被赋予先验的色彩；瑜中之瑕，甚至也被认为是美玉的本色。这样就在思想上神话了诸葛亮，增加了理解的混乱。一般说来，脱掉诸葛亮的八卦袍，摈弃其呼风唤雨的本领，即令是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是不难做到的；而要客观地评价《隆中对》的长短并分析其原因，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不免遇到阻力。”更重要的是，按照田余庆的说法，刘备是一个“不具有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这就更彰显出诸葛亮的卓越（《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

战略不可能完美无缺。按照当代有限理性的思路，任何战略，在从制定到实施的过程中都要不断调整。然而，“隆中对”中“兴复汉室”难以实现的瑕疵，导致其后的调整格外困难。反过来，又是这种瑕疵，彰显出诸葛亮不懈努力的风采。所以，“隆中对”的瑕疵与后人对“隆中对”的评价，恰恰形成水涨船高的互动。三家战略相比，最为成功的曹氏战略，不过是“挟天子以令不臣”加上随机应变而已，很多人甚至不把它当作战略；鲁肃的“江东对”十分实际，人们会觉得比较平淡；而诸葛亮的“隆中对”高扬理想旗帜，最为后人称赞。这种战略愈超越现实，就愈因其难度增加而得到人们的敬佩。从这一点上或许能够看出，管理思想中“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往往不能吸引人，而实现几率极低的宏伟蓝图却更为引人注目的奥秘所在。

诸葛亮不但以“隆中对”闻名，而且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设想殚精竭虑。甫一出山，他就面临着曹操进取荆州的强大压力。诸葛亮在联吴抗曹上做得极为漂亮，与周瑜、鲁肃策划了大破曹军的赤壁之战，为刘备取得了长江以南的荆州四郡。然而，此后诸葛亮与刘备之间的君臣关系，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样言听计从，亲密无间。王夫之认为，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比不上孙权对鲁肃的信任。在刘备时期，有许多事情是诸葛亮当不了家的。从刘备进军益州，一直到蜀汉兵败猇亭，诸葛亮实际上所承担的角色相当于楚汉相争时的萧何，战略实施和变化是刘备说了算。所以，当刘备把经营重心放到益州时，直到永安托孤之前，“隆中对”的战略实施已经出现了不易察觉的变化。以荆州为中心还是以益州为中心，是“隆中对”的关键，关系到优先考虑进取还是优先考虑自保的不同选择。当刘备在实际行动中把重心移向益州后，固然可以看作是为兴复汉室奠定根基，但同时也开始封闭进取天下的出击通道。北魏崔浩曾指出，益州之地可偏安自保而不可进取天下，当刘备全力经营益州时，就已经同西汉初年割据南越的赵佗差不多了。荆州能否承受住来自曹操和孙权的双重压力，变成了“隆中对”战略能否实施的关键。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刘备在分荆得益后，已经忘记了复兴汉室的大义，为献帝发丧等举措不过是“乘时以自王”。另外，关于荆州与益州孰轻孰重，很多人看到“隆中对”之“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一语，断定这一战略的主力所在是秦川。稍加辨析就可发现，以曹魏为作战对象，荆州的“上将”才是主攻方向，关中只能是侧翼呼应。正常情况下，“主公”也应当置于二线。

到刘禅时期，诸葛亮大权在手，这时他开始进行战略调整。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荆州已失，兵出宛洛已无可能，图谋关中为唯一可行方向。蜀汉夷陵新败，只能先取守势。所以，诸葛亮重修蜀吴联盟，安定后方，随后以南征扩展实力，之后开始北伐，从陇右方向进取关中。然因误用马谡，败于街亭，使这次最有可能获胜的军事行动铩羽而归。此时蜀汉的战略，已经调整为以关中为主攻方向，走楚汉相争时刘邦据关中以定天下的道路。与“隆中对”的最初设想不同的是，仅有益州，鼎足并不平衡，即便蜀汉取得关中，也只是增强了三足鼎立中最弱的一足，形成可以同曹魏抗争的局势。以攻为守，否则欲求三分而不可得。然而，数出祁山，劳师疲民。从战略实施看，魏军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蜀汉此时已经呈现出战略劣势。到孙权称帝，诸葛亮作《绝盟好议》主张继续联吴，约定“中分天下”，尽管可以解释为权变之举，却等于在事实上承认对汉室的僭越，“兴复汉室”的使命已经放弃。到最后在五丈原分兵屯田，与民杂居，目的在于改变疲敝之势，形成稳定的对峙局面，直到他辞世。

后世评论诸葛亮，总有一种潜意识支配——假如诸葛亮活得更长久，“隆中对”的战略意图就可能实现。实际上，“兴复汉室”的使命，谁也无法实现，诸葛亮也不例外。“隆中对”真正追求的，是三分天下的均势。由于刘备的力量不足，所以“隆中对”要以道义号召和攻势姿态，实现三分的力量均衡，在这一方面诸葛亮竭尽了全力。比较曹操的战略和孙吴的战略，前者充分利用了正统并更突出应变性，后者率先指出汉室不可复兴而更突出实用性，唯有诸葛亮的战略因道义高张而充满了艰巨性。三个战略都追求统一，都未能实现统一。在战略意义上，三者都垂范后世而引来了众多的效仿者。后代从中汲取的，往往既有曹操的权谋，又有孙权的务实，还有诸葛亮的睿智，而以诸葛亮的人格感召力最为世人称道。

诸葛亮的治国思想

诸葛亮治蜀，有许多地方堪为后世楷模。历代君臣，对诸葛亮的治蜀经验多有总结。陈寿概括诸葛亮的治蜀绩效道：“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治国思想，集中反映在《便宜十六策》之中。关于《十六策》的真伪，因陈寿编辑的文集没有收录，故学界有争论。但即便是托名之作，也同诸葛亮的言行大体吻合，可反映出其治国思想的概貌。

在治国的架构上，诸葛亮采用汉代儒学的基本思路。“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也。”所谓治国之本，就是按照天地之道建国立制。“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天文历法、郊祀时令，属于“务天之本”；农业耕作、山林川泽，属于“务地之本”；学校教育、礼乐制度，属于“务人之本”（《便宜十六策·治国》，以下只注篇名）。在君臣之道上，诸葛亮强调道义与互信，并在互信的基础上各尽其职。“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君臣之道，要按照三纲六纪展开。“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君臣》）治乱的根本，在于“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以俭立国，防微杜渐。然后建章立制，有规有矩。“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治乱》）

君主治国的要务在于视听和纳谏。在掌握信息方面，诸葛亮融合了法家的手段和儒家的观念，强调君主明察下情，多方了解。“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从他强调“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来看，他受申不害、韩非的影响较大，主要偏重于防范“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视听》）。但在纳谏方面，诸葛亮又采取儒家观点，强调纳谏对君主的矫正作用。“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他特别指出拒谏会导致排挤忠臣，邪佞专政。纳谏的责任在君主，“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纳言》）

君主察疑，关键是区分正邪。看到“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察疑目的是解疑，君主要学会明断，“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这又表现出儒家与法家的杂糅。察疑的主导权在上不在下。“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尤其是决狱行刑，如果无罪而被冤枉，有罪而蒙宽恕，会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招致祸乱。诸葛亮举例道：“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察疑》）对照诸葛亮在蜀的执法行为，可以说他在仁政和酷法之间把握了恰当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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