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佞辨析

古代用人最重要的是区分贤佞。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应该选贤与能，但问题出在对什么是贤什么是佞的判断上。以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为例，易牙烹子、竖刁自宫、开方弃亲；管仲认为这三人的行径背离了人的正常情感，属于大奸大憝，而齐桓公认为这三人效忠于己，才能难得。最后，齐桓公死在这三人手里，后来历代都把这三人作为佞臣的典范。宋代苏洵在《辨奸论》中总结道：“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然而，人事管理中一直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即凡属奸佞，都在其得志时被上司看作贤能，如果君主能够事先发现奸佞，奸佞就无法得势。所以，如何在早期区分贤佞，是历代治理国家的难点。针对这一问题，王充对贤佞之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王充在《答佞》篇中，对奸佞现象进行了反复说明。他指出，期望高官厚禄是人之常情，贤者也追求富贵。贤佞的区别在于：贤者取之有道，佞者以欲害义。“富贵皆人所欲也，虽有君子之行，犹有饥渴之情。君子则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小人纵贪利之欲，逾礼犯义，故进得苟佞，苟佞则有罪。”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以礼义约束自己。以道义克制情欲，就是君子；为情欲违反道义，就是小人。“存天理，灭人欲”的逻辑，在王充这里就已经萌生。

具体到小人，王充认为，小人有谗人和佞人的区别。“谗与佞，俱小人也，同道异材，俱以嫉妒为性，而施行发动之异。谗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谗人以直道不违，佞人依违匿端；谗人无诈虑，佞人有术数。”正是这种区别，往往导致君主能够远谗而不能别佞。有人认为，佞人喜好毁人，王充认为这种说法不确。他指出，喜好毁人，只能算谗人，不能算佞人。佞的目的是求利，“苟利于己，曷为毁之？苟不利于己，毁之无益。”佞人危害别人的方式不是毁人，而可能是誉之赞之。特别重要的是，如果毁人，人亦毁之，以他人为敌，会使自己得不到利益，所以佞人不会做这等傻事。判断佞人有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他如何谋利；那种害人不利己的行为尽管可恶，但不属于佞人。还有人觉得，佞人可能不在一般场合毁人，但会在上司那里毁人，王充认为，这种观点也有问题。佞人害人的目的是要为自己谋利，所以，他们往往以赞誉对方来损毁对方，以麻痹对方来制造危机。假如佞人要害某个非常杰出的贤人，他会大力赞扬他。当众人向长官推荐时，他会轻描淡写地向长官挑明该人“志高则操与人异，望远则意不顾近”，令上司对自己能否驾驭这样的人才产生疑虑。然后佞人会站在体谅上司难处的角度建议说，对于这样的大才，“屈而用之，其心不满，不则卧病。贱而命之则伤贤，不则损威。”总之，佞人排斥他人，是顺着上司，说着好话，绝不轻易开罪于他人，表面上处处替他人着想，实际上处处为自己谋利。

王充认为，尽管人才能不能发挥作用出自偶然，但贤佞是可以察明的。“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检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乱不能见者，则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无不可检；人有不能考，情无不可知。”佞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言合行违，名盛行废”，要看其行为的善恶，而不能只看言论和名声。但是，佞人为恶，同普通的恶人不一样。佞人并不做出人人都讨厌的恶行，“诸非皆恶，恶中之逆者，谓之无道；恶中之巧者，谓之佞人。”由此可见，佞人往往是讨人喜欢的，尤其是能讨上司喜欢。

以善恶区分贤佞，必须推鞫动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聪明有蔽塞，推行有谬误”。所以，判断人之善恶要看其错误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这一点，正是《尚书·康诰》所说的那样，小罪却是故意所犯者不可不杀，大罪却是过失而犯者则可赦免。即“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另外，人的主观努力和实际功效往往不对应。张仪苏秦的纵横捭阖也可以建立奇功，而大禹皋陶也可能遇到大水大旱。所以，判断贤佞必须原心省意，查其起因，而不能只看成效。再进一步，是否采用权变之术同样不能作为贤佞的区分标准。贤人用权，是为事为国；佞人用权，是为己为家。区分贤佞的标准，要看他的动机是什么。

佞人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不“养名作高”。佞人凡事都从利益出发，他不会为了名声而牺牲利益。那些在权势面前不屈膝阿谀者，才是真正的“养名自高”。佞人的名声，不是来自品行，而是来自权势。所以，以“高名”判断人，要看这个“高名”是君子的评价还是小人的评价。“佞人食利专权，不养名作高。贪权据凡，则高名自立矣。称于小人，不行于君子。何则？利义相伐，正邪相反。义动君子，利动小人。”

王充特别指出，佞人有大佞和小佞，一般来说，“大佞易知，小佞难知”。就像江洋大盗很好辨识，而小偷小摸难以分辨一样。才能高强的佞人，所谋者大，且多能得手，容易发现，才能拙劣的佞人，所谋者小，且往往无效，很难觉察。但是，在具体的情境下，上层和下层对佞人的判断难易是不一样的。“上知之大难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难。”对君主而言，高明的佞人道貌岸然，论说丽美，善于迎合，举止恰当，还能顺应和助长君主的威势，所以，君主往往不能发现其奸佞所在，即便发现也觉得不宜责备，或者过分喜欢而不忍排斥。而拙劣的佞人，言谈多有谬误，行事并不严密，所以能引发君主警惕。对下层乃至民众而言，佞人的危害就像屋漏，漏得厉害下面感触深，漏得轻微下面感触浅。最重要的判断尺度是利益分配上的标准，“损上益下，忠臣之说也；损下益上，佞人之义也。”搜刮民财的佞臣，君主往往看不到他们的危害，而民众会感到切身之痛。由此分辨，佞人是可以认知的。

对于辨别佞人，王充主张以出自《大戴礼记》的《文王官人法》为据，看其言行是否一致，有无特意讨好上司。“考乡里之迹，证朝庭之行，察共亲之节，明事君之操，外内不相称，名实不相副，际发会见，奸为觉露也。”只要君主保持清醒头脑，佞人不难察觉。

如何辨别贤人，王充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定贤》篇中，王充一口气驳斥了二十多种世俗的贤人标准。这种驳斥，对于理顺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王充认为，“仕宦得高官身富贵”，不能作为贤的尺度，因为富贵贫贱由命不由人。“事君调合寡过”，也不能作为贤的尺度，因为这往往来自揣摩上司意图，甚至以貌美献媚取悦上司，这是典型的佞幸之徒。“朝庭选举皆归善”，人人都说好话并不是贤，因为推荐选拔存在着“德高而举之少，或才下而荐之多”的现象，以此为贤，会导致“广交多徒，求索众心”；而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清直不容乡党，志洁不交非徒，失众心者，人憎而毁之”。齐威王时，治理有方的即墨大夫在朝堂没人说好话，而贪赃枉法的阿大夫却人人赞誉。“人众所归附、宾客云合者”，也不是贤，尽管战国四公子门下都有宾客数千，但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门下无一宾客，并不妨碍他们的贤能。“居位治人，得民心歌咏之”，照样不是贤。得民心与得宾客实际是同样性质。越王勾践吊死扶伤深得民心，但其目的是为自己雪会稽之耻；有些领袖人物讨好民众，实际上别有用心。“居职有成功见效”，也不是贤。因为居职的成功有很多是机遇和情境造成的。时运不对，尧舜也治不了国；命尽当死，扁鹊也治不了病。农业丰收，很有可能是风调雨顺，而不是治理有方；盗贼蜂起，很有可能是社会瓦解，而不是长官非贤。“孝于父、弟于兄”，同样不是贤。只有父兄不慈，才会彰显孝悌。舜的孝行，是因为有一个为恶的瞽瞍父亲。同理，“忠于君”也不是贤。关龙逄比干之忠，正是夏桀殷纣之恶造成的。

这个道理，实际上晏婴已经讲得很清楚。晏婴认为，忠臣事君要“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因为“言而见用，臣奚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伪也。故忠臣者能尽善于君，不能与尽陷于难。”“全身免害，不被刑戮”，照样不是贤。能否免于受害，是命禄所致，同贤否无关。公认的圣贤人物，周文王曾被拘羑里，孔子曾厄于陈蔡，就是明证。“委国去位，弃富贵就贫贱”，更不是贤，如伯夷叔齐让国，是情势所致；而管仲与鲍叔牙经商中多拿多占，执政后追求奢华，不妨碍管仲为贤。“避世离俗，清身洁行”，也不是贤。这同放弃王位性质一样，与情境遭遇有关。长沮、桀溺避世隐居，不是他们的本意，不过是因现实所迫无法实现他们的抱负罢了。“恬憺无欲，志不在于仕，苟欲全身养性”，这种人是老聃之徒，与贤无关。所谓贤人，是忧世济民者，为此，孔子栖栖，墨子遑遑。背离孔墨，追慕黄老，正是对贤的放弃。“举义千里，师将朋友无废礼”，也不是贤，义举需要财力支撑，礼仪需要物质条件。家贫无隔夜之粮，财少无行礼之器，不见得就不是贤。“经明带徒聚众”，同样不是贤。明习经书，只能说属于儒者，如果儒者只能传教文句，没有思想，不过是一种与邮驿门人类似的职业而已。“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尚未达到贤，如司马迁和刘向，虽有博览通达之名，实为主领书记之之职。“权诈卓谲，能将兵御众”，则与贤不相关，这属于韩信之徒，“有攻强之权，无守平之智，晓将兵之计，不见已定之义，居平安之时，为反逆之谋”，显然不是贤。“辩于口，言甘辞巧”，属于子贡之徒，子贡口才超群，孔子却把他排在颜渊之后。口才胜过行为，正是张释之不以为然的虎圈啬夫之类。“敏于笔，文墨两集”，也不算贤，笔墨好等同于口才好，“口辩，才未必高；然则笔敏，知未必多也”。更有甚者，敏于官曹之事，则莫过于张汤，深文周纳，流于酷吏，与贤背道而驰。“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属于司马相如、扬雄之类，虽然文如锦绣，言辞华丽，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推进崇实之化，依然不是贤。“清节自守，不降志辱身”，可以称为避世高人，但这类人“清其身而不辅其主，守其节而不劳其民”，无益于社会，也难以称贤。

列举了这么多，难道王充心目中就没有一个贤者？实际上，王充还有一个更严苛的标准。他以孔子评价其弟子为例，说明其中的道理。孔子认为，自己仁不如颜渊，辩不如子贡，勇不如子路。但是，孔子自有学生比不上的地方。“丘能仁且忍，辩且诎，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为也。”也就是说，孔子知道如何适应情境。王充感慨道：“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由此再推论，人人都有不足，“夫如是，皆有非也。无一非者，可以为贤乎？”王充直截了当地说，人人都赞扬，似乎没有缺点的人，正是孔孟都深恶痛绝的“乡愿”，不但是贤，而且是“德之贼也”。

那么，如何识别贤者？如果按照世俗眼光，看到其人才高能茂，办事可以成功见效，就认定属于贤人，那么，识人也就太容易了。《尚书》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世人却把辨别贤佞看得太容易，这是人事管理的一大误区。王充认为，知贤说难非常之难，说易也相当容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如果掌握了识别贤人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可以辨析贤佞。用人不当的问题，就出在以世俗眼光判断人才上。“俗士以辩惠之能，据官爵之尊，望显盛之宠，遂专为贤之名。贤者还在闾巷之间，贫贱终老，被无验之谤。”王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观察人的善心，作为评判贤否的终极标准。“必欲知之，观善心也。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举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价值观评价人。那么，善心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如何观察？王充认为，价值观是通过言论和行为表现出来的。有善心就有善言，有善言就有善行。以心论言，以言察行。有善心，则“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则“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王充断言道：“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无能善。心善则能辩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所以，治国不谋功绩，关键在于求是，行事不求效果，关键在于务正。王充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正是遵循这一准则。

王充关于如何识别贤人的论证，在古代的人力资源认知上是划时代的。他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列举出人才评价上的或然关系，并以这种或然关系打破人们的必然成见。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人们从经验总结和现实感受的角度，通常认为人员才能与组织绩效、官员廉洁与政治清明、用人得当与治国有方、君臣贤明与社会安定有着必然联系，而王充偏偏要打破这种定见，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推论，以比较极端的方式否定所谓的“必然”。有才能不见得就能做出绩效，廉洁不见得就能带来清明，贤能在位不见得就可以达到国泰民安。诚然，王充的某些话语可以找到不少漏洞，尤其是在逻辑关系上，他不承认必然却夸大了偶然。如果按照王充的逻辑推导下去，很有可能会走向极端，否定人类自身努力的积极作用。但是，王充的否定式，并非是真正的全盘否定，而是借助否定世俗标准来推导他提出的“善心”标准的合理性。至此，王充的论证就有了积极意义。他不过是用一连串的否定来说明“不一定”，从而引发对人才判别、人事管理的许多问题进行重新考虑。例如，是不是多数人赞扬的人就是好人？是不是绩效突出的人就特别能干？类似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在困扰着人们。

时至今日，人们在人力资源评价上，依然存在众多误区，如可测量指标与不可测量指标的关系，大数概率与必然因果的关系等等。有很多今天仍然常见的偏差，是王充早就以否定夸张的方式曾经指出过的问题。王充不过是用古代的语言，说明了当今人嘴里“台风来了猪也会飞”的感慨。即便从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路看，王充提出的“以欲察佞”、“观心定贤”，至今不失启发意义。就以企业经营而论，现代从一味强调利润和绩效，一步步走到强调文化和价值观，从以成败论英雄，一步步走到看重愿景和使命，似乎依然在验证着王充的先见之明。

王充的天道与人道

《论衡》一书，有着大量斥责虚妄的辨析。在这些辨析中，王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贡献，就是以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论说，提供了人力研究的思路和逻辑。过去，很多研究者都重视王充在自然领域和哲学领域的贡献，例如他的“气”论，对地震的观察，关于自然灾害的陈述，关于日月星辰的记载等等，甚至有人要把王充拉到自然科学一边，称他为伟大的科学家。但如果真正读通《论衡》，不难发现，王充始终说的是人事。《论衡》字面写的是自然现象，隐含的认知是人力研究。

例如，王充关于天文、关于地理、关于日食月食、关于动植物、关于“气”等方面的论说，固然有其自然科学的价值；《九虚》《三增》诸篇，固然有其文本辨析和破除迷信的价值，然而，如果在这一方面过分拔高，反而有可能贬低其真正的思想史意义。徐复观对王充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如王充对众所周知的事件文本夸大其词板起脸来严肃驳斥，被徐先生指为毫无幽默；对历史记录中的矛盾冲突简单处理（如关于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和兵不血刃的冲突），被指为过于武断；以自然现象同人类现象异类比较推论，被指为幼稚可笑。就事论事而言，徐先生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确实，王充作为自然科学家是肤浅的，但是，徐先生似乎忽略了王充借自然以说人事的手法。如果还原王充本来就不是自然科学家的真实面貌，这种批评就大有商榷之处了。

平心而论，王充作为自然科学家是低档次的，与战国到秦汉的自然科学成就并不相称。王充作为哲学家也是有不足的，与先秦诸子的哲学思维相比明显欠缺开创性。论天道比不上老子，论伦理比不上孔孟，论逻辑比不上荀子韩非。但是，王充说的是人事，而对人力资源的认知，对人事管理的探索，则是先秦诸子比不上他的。

王充在论说自然时，实际上陈述的是识人用人的道理。他的自然天道和“气”论，不过是给他关于人事遭遇偶适提供依据；他对各种文本传说的纠谬，不过是给他论证人事谬误提供参照。正因为自然是自在的，所以人事才是偶然的。正因为自然没有目的性，人的努力和成就之间才没有因果性。从这一角度展开，方可看出王充思想的真正价值。

再进一步，王充疾虚妄，纠谬误，实际要矫正的，是识人上的虚妄，用人上的谬误。许多文本存在大量的夸大现象，王充正要借此指出人才评价上的晕轮效应；历史故事中有不少因众成事的记载，王充就要拿过来说明用人上的从众效应。当然，王充的时代没有晕轮效应和从众效应这些词汇，但相应的逻辑是存在的。孟姜女哭倒城墙的故事，是城墙偶崩、杞梁妻偶哭的“偶适”，官场上人的才能和功绩之间也是“偶适”。所以，王充一方面在关于自然的论述中展开识人用人之道，一方面又在关于人事的论述中用了大量自然现象做比喻，如以金银玉石喻贤人，以沙土毛芥喻俗人和小人等等。正是出于论人的需要，这位在细节上讲求逻辑辩驳谬误的奇人，却在宏观上常常犯逻辑错误。像一方面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一方面又高度肯定汉代的祥瑞，就是一例。理解了他是为说人事而讲逻辑，就能够看出造成这种错失的根源。至于他在《言毒》篇中说了蝮蛇蜂虿各种毒物之后，直接就讲“其在人也为小人。故小人之口，为祸天下”，更是借动物说人事的明证。

有意思的是，王充的有些论证，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可为后代考察两汉人事提供参照。例如，他的《遭虎篇》，批评术士把猛虎食人与功曹为奸联系在一起，恰好给后代留下了汉代功曹地位重要的证据。“变复之家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率，虎亦诸禽之雄也。功曹为奸，采渔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王充本来要说的是老虎吃人与功曹的行为没有关联，后人从中看到的恰恰是功曹位居众吏之上，以及功曹作恶的危害之大。他的《商虫篇》，批评术士把虫害与官吏联系到一起，恰恰给后代留下了官民关系的证据。“变复之家谓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也。贪则侵渔，故虫食谷。身黑头赤，则谓武官；头黑身赤，则谓文官。使加罚于虫所象类之吏，则虫灭息不复见矣。”同“遭虎”的性质一样，王充本来要说的是虫害发生与官吏没有关联，后人从中看到的恰恰是官吏凌驾于百姓之上，以及官吏侵渔百姓之烈。就事论事说王充关于虎患、关于虫害的认识多么到位，是一种研究的错位。而从中看到王充特别注重自然与人事关联的民间传说，才可发现他在潜意识里也对人事管理念念不忘。

对王充和《论衡》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成果，但是，从对人自身的认知、人力资源评判、人事管理等角度展开，有可能会对他的管理思想发掘更深。有些问题，王充的答案不见得正确，然而，在思路上仍然对今天能带来启迪。例如，对贤能的评价，是春秋以来就困扰人们的问题。孔子曾经与子贡进行过讨论。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王充推究了孔子这段话的可行性。按照孔子的标准，人们都说贤，就不是贤；毁誉参半，则贤在其中。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又如何判定毁誉者的善恶？如果誉者善而毁者恶，评价对象为贤；如果誉者恶而毁者善，评价对象则为佞。由此，会产生对“乡人”再评价的连锁反应。所以王充认为孔子的办法不可行，而他提出的“观心定贤”才是可行的。以后人的眼光看，“观心”难道就没有失误？观心定贤和乡人毁誉哪个失误的概率更大？王充自己当然不可能再回答这个问题，却给后人留下了可以讨论的空间。

关于个人努力与事功效果的关系，古人留下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老话。王充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论证，以偶然性和随机性对“成事在天”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但对“谋事在人”没有展开研究。尽管他也写了一些像周长生那样以人力改变长官命运的例子，但明显分量不足。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我们可以理解为矫枉过正。而这种过正，正好彰显出王充在人事管理偶然性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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