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西路上视大厦28层，不能通过电梯直达，只能爬上一段楼梯，才能在走廊最尽头找到黎瑞刚在SMG曾经的办公室，当年他每天在这里工作到深夜，然后望一望脚下的霓虹闪烁，在脑海中建立起来的传媒帝国图案会越来越纠结。“你究竟是个企业家，还是一个官员？”他如此自问。

“没有那个十年，就没有我的今天。”黎瑞刚回忆起SMG的岁月总是颇多感慨。他做了很多体制内的广电人从未做过的事，东方卫视和上海文广也由此成为广电行业改革的样本。

一位熟悉黎瑞刚的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他现在所探索的传媒工业之路或传媒帝国梦，早在当年就尝试过，只是留下了太多遗憾。

就任上海文广总裁前，黎瑞刚到哥伦比亚大学做了将近一年的访问学者，期间，他主动申请到福克斯、ABC、华纳兄弟等公司观察现代传媒工业运作机制，“美国的传媒工业是怎么回事，投行扮演什么角色，基金扮演什么角色。他的心里是有这样一张图的，回国以后就开始实践。”上述人士说。

自由媒体董事长约翰。马龙是黎瑞刚的精神偶像，前者是投资美国有线电视网络，扶持独立电视台，打败了传统三大电视网的“西部牛仔”，“中国传媒行业的种种困境，与美国上世纪80年代有线产业遇到的境况何其相似。”黎瑞刚在SMG担任董事长时，多次将《约翰。马龙传》这本书推荐给高管。他迫切希望能像约翰。马龙一样，将SMG从上海一个地方传媒集团向全国横向扩张，却撞得头破血流。

刚上任不到两个礼拜，黎瑞刚就飞到银川，签下了宁夏卫视，约定由SMG派人负责宁夏卫视的运营，双方约定广告收入按照保底分成的模式合作。即使在今天，这个动作也算得上胆大妄为，始料未及的是，当地主管部门提出质疑，第一例跨省合作告吹。

“事后我总结，这件事情操之过急了，没有注意策略。”黎瑞刚从此很注意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他又去了内蒙古卫视、青海卫视，先跟当地主管部门谈好，再与地方广电谈。结果谈得差不多时，中途闯进来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黎瑞刚又一次无功而返。

几年里，SMG先后与甘肃、山西、西藏、海南、新疆建设兵团等卫视谈过合作或收购，每一次总是在最接近成功的时刻，跳出来一个阻力让一切努力化为泡影。直到2010年他终于戏剧性地回到了起点，拿下了和宁夏卫视的战略合作，第一财经的节目上星了。

“那个时候他常常是差点绝望了，但第二天只要一听机会来了，马上又兴奋起来。”一位熟悉黎瑞刚的老同事告诉本刊记者，黎瑞刚极其好胜，因为不甘心在节目内容上输给因“超级女声”风光无限的湖南卫视，他甚至不惜采用“不那么光彩”的手段，将湖南卫视的龙丹妮及其团队挖走，并打造出《加油，好男儿》。

很快，湖南卫视台长欧阳常林赶到上海，跟了龙丹妮足足三天，“动之以情”劝回了手下爱将。黎瑞刚沮丧之余，给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分析了广电江湖大势，并循循善诱——“你不要把我当作敌人，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一起把体制的天花板往上推一推。”

老练持重的魏文彬没有回应这个有些天真的提议。他们之后的故事的确如黎瑞刚信中所说，都在破解体制命题上各自努力，只是选择了不同路径。

2004年，正当黎瑞刚左奔右突却看不到丝毫希望之际，遇到了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当小灵通遇到瓶颈后，吴鹰率领团队发明了IPTV的技术，他当时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卖设备，但当他向黎瑞刚展示了如何通过宽带传输电视节目信号，并可以实现“点播”、“时移”和“回看”功能，黎瑞刚一下明白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可以“跨媒体、跨地域、跨领域”的全媒体项目。他离约翰。马龙似乎一下更近了。

他立刻决定与吴鹰合作推广IPTV项目。据吴鹰透露，当时IPTV项目总投资为1.579亿元，由UT斯达康提供核心技术并出资1亿元，本来他希望上海文广出资5000万元，但顾虑到新媒体风险太大，黎瑞刚申请的5000万元最后只批准了100万美元（按照当时汇率计算为790万元人民币），如果不是吴鹰后来找到一家民营企业出资5000万元解决了资金问题，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要胎死腹中。

尽管上海文广只付出了100万美元的代价，看起来仍十分冒险：直到2009年10月SMG实行制播分离以前，SMG所有收入都需要上缴给“大文广”，并且没有独立资金支配权。即使通过融资引入资本，因为属于国有性质，不能让国有资产亏损和流失，换句话说，如果IPTV项目失败，黎瑞刚就有“身败名裂”风险。当时，在上海也一直有一种指责，说，“黎瑞刚不务正业，SMG为什么不能像湖南卫视一样，打好阵地战，好好做节目呢？”

黎瑞刚那段时间感觉常常是在“悬崖上行走”。既要为襁褓中的“IPTV”项目争取政策的支持，又要打消上级单位对于前途不明朗的疑虑。最大的挑战，当时不同的省、市、县都有各自的一张网，不像电信行业经过重组，基本实现了全国一张网络。地方电信和广电是“死对头”，要将他们拉到一起，难度可想而知，广电常常把来劝服的黎瑞刚视为“叛徒”，而电信则对出身于广电系统的黎瑞刚充满怀疑。

IPTV的第一个试点是哈尔滨广电。当时哈尔滨广电自己发展了一个IPTV的技术，广电部门跟当时的网通打得非常激烈，互相都想让对方退出。黎瑞刚选择了“各个击破”的方式，先是跟网通谈判，说服了网通跟SMG合作，当地广电却不干了，就出现了本文开篇中的一幕。

这一年，黎瑞刚的飞行记录达到了200多次，要么是为了IPTV争取牌照，要么带领手下的张大钟、李怀宇等业务负责人到处喝酒，或者就是因为触犯了某个地方广电的利益，去主管部门作检讨。他对自己的朋友说，没有哪一个电视台的台长，像他一样每周都在飞机上度过。每次回来靠一点点小惊喜，或者一点小支持撑下去，而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十年。

“黎瑞刚韧性超出常人，很多人遇到了一点阻力会退下来，但他会坚持。他骨子里是一个想做大事业的人，这一点跟马云、跟马化腾等互联网企业家没有任何区别，但他还有很深的人文的理想与文化情怀。”黎瑞刚的大学师兄韩国强对《中国企业家》杂志评价。

背负着“广电罪人”沉重负担的黎瑞刚，6年后才赢得了解脱——2011年12月，IPTV通过借壳上市，更名为百视通（BesTV），成为国内第一家实现广电新媒体可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公司，目前市值接近400亿元，用户规模超过1500万户。按照投入回报比计算，黎瑞刚创造了七八十倍的回报，这是一个国有媒体投资的奇迹。

2003年至2009年，黎瑞刚推动的合作项目达到上百个，他为SMG改革破局争取了最多的政策支持，例如国内的第一张IPTV牌照、第一个广电企业办财经报纸的先例，第一个专业财经频道呼号等等，这些牌照几乎覆盖了传媒产业整个链条。SMG也从单一广告业务的模式转变为多元化结构，广告收入增长了近10倍，利润翻了30多倍。他离开SMG时，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占比已经下降为47%.

在一次次与体制碰撞磨合的过程中，黎瑞刚学会了一件事——不碰触底线，不丧失信念。

黎瑞刚曾经如此解答一名员工对他推行改革的疑问，“我始终认为，锉刀比匕首更锋利。”他的理解是，虽然锉刀看起来慢，但“不断前进，稳扎稳打”。

少年维特最终选择了自杀，黎瑞刚当然没有，虽然他曾一度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不过与资本联姻又让他找到希望。

他在2009年无意中看到天津渤海产业基金挂牌的消息，“人民币也可以做基金了。”这让在体制的框架下倍受束缚的他“眼前一亮”，“这或许是个突破口”。

2009年底，华人文化产业基金由他牵头成立，2010年启动运营，首期基金募集规模为20亿元人民币，主要出资人为国有背景的国开金融、上海大众集团资本股权投资公司以及SMG等。

2011年，SMG的制播分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刻，而华人文化产业基金与梦工厂的谈判也接近尾声，就在这时，他又迎来一个没想到的新挑战：他要升官了。

他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兼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这对于一个40岁刚出头的人意味着什么，离开国有企业去政府担任要职是诱惑，不过黎瑞刚自述他对运作传媒产业更有热情。

据说接到了让他离开SMG去政府工作的调令后，他曾找到当时上海市一位主要领导，请求“收回成命”。该领导觉得黎“很有意思”，从没见过来辞官的，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黎瑞刚又说了一番自己的传媒产业梦想和情怀，还写了一封长信。在《中国企业家》杂志面前，黎瑞刚拒绝谈起与政府工作相关的细节，而接近他的人透露他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

从政一年多，他终于“如愿以偿”辞去政府职务，专心运作华人文化产业基金。虽然他仍在原SMG主管单位上海广播影视集团担任总裁，但只是挂名。“他只去过SMEG一天，就是上任那天，从来不参加会。”上文中的匿名人士透露。

华人文化产业基金总部位于上海徐汇区繁华地带的长乐路世纪商贸广场36层。白色主调、智能视频系统和全部为英文的提示，处处显示出国际范儿。前台的会客室里却不同于其它基金公司摆放着《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会议室的资料柜还放着厚厚的十几本《中国传媒产业年鉴》，以及旧得发黄的《约翰。马龙传》，这本书是他从SMG带走的为数不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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