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总只有29岁，80后，却是有着23家门店的房产中介公司老板。作为草根民企，项总的底子并不厚，靠的是滚动式开店、发展，资金链绷得紧紧的。最近两年房地产政策调控，生意不好做，这么大个盘子，总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拼命发展周边业务，如房产抵押贷款，一手房代理等等。

随之而来的，是工作狂式的作息时间。项总每天早上8点30分以前肯定准时上班，晚上最早下班时间是九点半，一周七天！就这样，还经常没时间吃中饭。

项总胃不好，不光是因为经常不吃中饭，还因经常喝酒。房产中介，又不是开发商要拿地皮，喝哪门子酒？跟骨干员工们喝酒！项总要求他的总部骨干员工跟上他的工作节奏，换言之，就是保持跟他相同的作息时间。但是，以目前的经济形势，没钱发加班工资。项总答应在新项目赚钱后，骨干都有分红。但是作为草根民企，这种不确定的远期激励，似乎力度不够。

要来点有力度的。有好几个员工跟了项总三四年了，在酒桌上，项总一喝就动感情，回顾他们从一间小门面开始的创业艰辛、兄弟情义。说着说着，项总眼圈会红，相应的，兄弟们会抱头痛哭，没人再去掰扯工作时间的事儿。

项总在办公室弄了套电磁炊具，他要求刚结婚的老婆每天晚上都到，给每位不计得失、不辞辛苦的员工煲汤，以表对员工的感激之情。这样的情感攻势很有效。

然而，这样的“临时手段”，却常常在中国企业中成为“长期策略”，谁受得了？

今天许多的中国企业管理者，深谙情感管理之个中三味，用企业内训的形式，把它批量化、流程化、产业化。培训讲师们从教练技术以及拓展培训项目中摘选出一些动静大、口味重、够刺激的科目，如培养“团队凝聚力”的蜈蚣爬、培养意志力的拉拉锯、培养沟通人际关系的“收留我”，乃至走火、背倒等等，让学员们震撼大、感触深。

当然，光这些还远远不够。煽情演讲、激发“感恩”，几乎是这类内训的必修课。尤其是最后学员上台分享阶段，一个个或梨花带雨，或声嘶力竭，大声地忏悔着自己的自私自利、在工作中不够责任感，不够帮助别人，对不起老板、对不起同事、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大有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味道。

短期看，这比起什么反复折腾的内部流程合理化改造，繁琐不堪的员工意见会议，细水长流却也花费不菲的员工物质、精神福利等等，要节约成本得多。用个两三天时间，花个两三五万元，“运动”一把，给大家洗洗脑，增强一下大家的干劲与凝聚力，用精神的力量平抑一下积累已久的体制性矛盾，无疑是最符合“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的宗旨。

不幸的是，过去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依然没有让大部分中国商人明白：依靠搞“运动”带来的“鸡血效应”，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公司基业常青的问题。

缺陷9：自欺欺人走歧途

中国人喜欢说两句话：此一时，彼一时；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造就了中国商人的无比聪慧。这样的聪慧，让中国商人喜欢走捷径。为什么别人都走的是正道，而你可以走捷径？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没有遵守契约。这并不是说中国商人就真的都是鸡鸣狗盗之辈，他们讲的，是“天理”、是“良心”。那么，当面对切身的巨大利益诱惑时，“天理良心”是否会被潜意识的自欺欺人所扭曲？

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和以英国人戈登为首的“常胜军”进攻苏州城，苏州城坚墙厚，故决定尝试策反太平军守将。

苏州守将郜永宽有意投降，但心怀疑虑，不相信李鸿章的保证，要求有洋人作保。于是，常胜军首领戈登作保，保证太平军官兵投降后的人身安全。于是诱降成功，城门大开，清军入城。

入城后，李鸿章为除后顾之忧，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杀掉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苏州八大王。次日，郜永宽在李鸿章设的宴席中出席，八人就座后，开始喝起酒来。酒席间，李鸿章让身边的八个武弁手捧红顶花的武服递呈八人，郜永宽等人正要接受时，却遭到砍杀。

戈登得知杀降之事后，大惊失色，手捧郜永宽的首级痛哭，又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用骑士决斗的方式挽回自己的名誉。甚至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苏州还给太平军。同时，他还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但李鸿章违背承诺的行为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戈登只是英国一介武夫，且是要钱不要命的雇佣军头目，却对“雇主”的杀降万难接受， 其实，这里面体现了西方的契约规则理念跟中国的天理良心导向的差别：在中国人眼里，李鸿章招降、杀降，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是效忠朝廷。太平军是一帮十恶不赦的反贼，况且他们自己内部也互相残杀，跟他们讲什么诚信道义？李鸿章所为，虽失小义，但舍小取大，对得起天理良心。

对于中国商人而言，道义与利益，究竟孰小孰大？

缺陷10：偏将结果作信仰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在中国，任何信仰都会经历实用性改造。我们经常听见的讨论是：哪一个庙里的供奉的神仙最灵，可以保我升官发财生儿子？

中国商人信什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几十年中，无数经济理论和管理思想扑面而来：巴菲特首富了，我们就信价值投资；微软崛起了，我们就信比尔。盖茨；通用强大了，我们就信六西格玛；丰田做大了，我们就信精益管理；德鲁克、稻盛和夫、波特……谁成功了，我们就信谁。

谁都信，等于谁都不信。任何一种管理思想的背后，都分为约束条件、理论、模型、方法、工具等部分，是一个成体系的系统。但对于中国商人们而言，他们不需要系统，只是把每一种思想都当成工具。

所以，有企业主曾说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我最敬佩的商业思想家有两位，一位是‘定位理论之父’特劳特，另一位是北京的××培训大师。”事实上，他信仰的既不是特劳特，也不是培训大师，而是一个结果；不是哪位神仙，而是“生儿子”。

今天的中国商人，十分热爱学习，谈起管理理论，总是滔滔不绝，什么东方理论什么西方模型，他都懂。可一到企业的具体执行环节，依然是“帝王将相”那一套。我们沉迷于“术”，而很少思考什么是“道”。原因正在于此，中国商人看重结果导向，而不在乎价值导向。这让我们的商人在时代的急速变化中，总是无所适从，总是做出短期行为，总让我们的企业显得稚嫩而缺乏安身立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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