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在太子时就知道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的正直名声，即位后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使，希望他在监察岗位上发挥嫉恶如仇的本性。

　　马文升对于皇帝的知遇之恩十分感激，自我奋励，知无不言。弘治元年（1488）二月，孝宗举行“耕藉”仪式后，宴请群臣，觥筹交错之际，还有文艺节目演出，教坊司的歌舞伎的表演，言语粗俗淫秽。马文升拍案而起，厉声说：新天子耕藉田，是为了知道稼穑的艰难，怎么可以用这种东西来亵渎宸衷呢？立即把歌舞伎赶下台去。几天以后，马文升从监察官的视角向皇帝提出时政的十五件大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积储以足国用，恤士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戎以御外侮。孝宗欣然接受，一一付诸实施。

　　次年，兵部尚书余子俊去世，由马文升顶替他出掌兵部。当时承平日久，兵政废弛，他严厉考核将校，罢黜贪赃懦弱者三十余人。这批人大为怨恨，夜里携带弓箭埋伏在他家门口，企图暗杀，或者制造毁谤文书射入长安门内。孝宗获悉后，命锦衣卫搜捕人犯，并给马文升加派十二名卫士，保护他的出入。

　　孝宗倚重的大臣中，最不为人注意的是刘大夏。此人的名声远远不及王恕与丘浚，却最和皇帝谈得来。

　　弘治十五年（1502），孝宗任命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立即召见他，问道：朕一向重用你，为何屡次推辞？刘大夏回答：臣年老多病，现在天下民穷财尽，万一发生动乱，责任在兵部，自度能力不足以胜任，因此推辞。孝宗默然无语。几天以后，孝宗再度召见，问道：税收和往年一样，为何说今日民穷财尽？刘大夏说关键在于“不尽有常”—并不按照常例征收，他以广西征敛铎木、广东征敛香药为例，额外征收的费用超过白银一万两。孝宗说：听取你的建议，这些征敛已经停止了，其他征敛可以一一设法停止。

　　几天后，孝宗召见他，询问卫所的士兵是否强勇，是否可用，刘大夏回答：臣日前说民穷，而卫所士兵的穷困更甚，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强勇？孝宗十分不解地说：士兵在驻地有月粮，出征有行粮，何至于穷困呢？刘大夏说：江南的士兵困于漕粮的转运，江北的士兵困于充当京操，所谓月粮、行粮大半为将帅独吞，能不穷困吗？孝宗叹息道：朕在位十多年居然一无所知，辜负了人主的称呼。随即命令各部门的大臣，从本职出发，畅言军民弊政，择要改正。

　　弘治十六年（1503）五月，北京大旱。兵部尚书刘大夏向皇帝指出，兵政的弊端没有全部革除，引咎自责，请求罢官，皇帝不许，要他陈述所说的弊端。刘大夏写了一份奏折，列举十件大事。皇帝看了表示嘉许，指示有关部门一一照办，并且在便殿召见刘大夏，君臣之间畅所欲言。

　　孝宗说：每每遇到棘手的事情，总想召你来讨论，又因为不是兵部的职责而作罢。今后如有应当实行应当废止的事情，你可以写揭帖（直达皇帝的机密文件）直接送给朕。

　　刘大夏对于这种特殊待遇有点受宠若惊，回答：不敢。孝宗问：为什么？

　　刘大夏以为，用揭帖形式的君臣单独交流，有片面性，如果臣下都给皇帝写揭帖，朝廷按照揭帖来发布政令，越过了正常的行政程序。他说：一件事情是否可行，应该交给各府、部审议，然后征询内阁的意见，才可以作出决定。如果用揭帖，对上对下都有弊端，不是后世可以效法的，因此臣不敢效顺。

　　孝宗欣然接受，还问他：天下何时可以太平？朕如何能够成为古代的贤明帝王？

　　刘大夏说：求治不宜太急。凡是用人行政大事，应该召见内阁大学士，以及各府、部执政大臣，当面议论决定，然后实行，但求顺理，以致太平。

　　孝宗说：内阁大学士刘健推荐刘宇，说他“才堪大用”。朕看刘宇是个小人，如此看来，内阁也未必全可信赖。他还对刑部尚书闵珪执法有时违背圣旨，十分恼怒，想听听刘大夏的意见。

　　刘大夏说：臣下执法以效忠朝廷为前提，闵珪所作所为，不足为奇。

　　孝宗问：古代也有这种情况吗？

　　刘大夏用上古时代舜与皋陶的关系为例，予以说明。

　　孝宗沉默片刻，他虽然感到闵珪执法有点过分，但考虑到然才难得，还是批准了闵珪的奏请。

　　这样的君臣对话次数很多。有一次孝宗把刘大夏召到御榻前，命左右侍从太监回避，两人单独侃侃而谈，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对话结束时，跪在地上的刘大夏累得站不起来，由太监搀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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