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领先的印度信息技术服务公司Infosys求贤若渴，在美国刚刚招募了300名员工之后，该公司又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招聘。在中国，各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争先恐后地为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招聘员工。在这个国家，合格的会计师几乎像民主选举一样罕见。

　　这两件事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高技能人才短缺。曾几何时，它们的低成本人才吸引了大量外国公司进行研发本地化和外包业务，使西方国家的白领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然而这看似无穷无尽的资源如今正面临着枯竭的危险。并且这个问题很可能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信息技术产业是印度经济皇冠上的明珠，但充斥着诸多负面现象：员工流动性高、工资不断飙升、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匮乏。麦肯锡(McKinsey)大中华区业务董事高安德(Andrew Grant)称，目前高素质人才短缺对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构成的威胁要比自然资源的匮乏更加严重。

　　这两个贫困国家每年向就业市场共计输送近700万名毕业生，怎么会出现人才短缺呢？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它们的经济增长甚至超过了它们极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全球化提高了本土企业的竞争门槛，同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新需求。

　　对于中国来说，会计师的缺乏便是这些变化的征兆之一。在指令性经济年代，中国完全不需要专业会计师。而如今，随着中国公司希望达到国际财务报告标准并挺进资本市场，对会计师的需求变得十分巨大。

　　随着持续的发展不断催生出许多新的工作类型，人力资源所面临的压力将不断加剧。印度信息技术行业协会－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主席基兰•卡尼克(Kiran Karnik)表示，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该协会的成员公司目前已不得不在招募人才方面进行更激烈的争夺，以抵御这些行业对毕业生带来的诱惑。而就在不久之前，该协会的成员公司还是毕业生首选的理想雇主。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和印度的可用人才数量远比表面看上去要少。这要部分归因于技能不匹配，但主要还是因为纯粹的数量并不等于高质量。这两个国家都拥有一些具备杰出学术造诣的学府，特别是印度的一些大学确属世界一流。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平较之前者要逊色许多。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一份研究发现，2004年中国和印度的约100万名应届毕业生所获得的工程学学位远不如美国的学位货真价实，其中一些毕业生仅仅具备技工的资格。按人口比例计算，美国颁发的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和工程学学位的数量比中国高出55%，几乎是印度的四倍。

　　中国认识到，必须采取更多措施。除了增加大学录取人数外，中国还计划将12所大学发展成与牛津、剑桥或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具有同等水平的精英学府。相比之下，印度似乎倾向于降低标准，主张顶级学府应该接受更多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而不是严格按照才能高低来录取。

　　变换不定的学术标准并非唯一问题。即使是一些顶级大学的毕业生，也不完全具备商业生涯所需的知识。

　　麦肯锡的一份调查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印度工程师和十分之一的中国工程师适合在跨国公司工作。他们的缺点包括：沟通能力较差，团队合作技巧不足；另外，在中国，人们的英语不够流利，处事方式也过度理论化且脱离现实。

　　雇主们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来弥补这些不足。中国的外资跨国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向本地新员工提供特别培训，使他们能够胜任。印度各信息技术公司正在建立培训机构，卡尼克先生称之为“能够在6个月内将两年陈威士忌变成12年陈苏格兰威士忌的进修学校”。

　　但这些举措本身就可能产生问题，特别是那些不打算对本公司培训课程进行投资的雇主们可能会挖走其它公司的员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国家采取更广泛的措施来扩大高等教育的范围，并改善其质量。

　　鉴于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雄心勃勃、活力四射，其国民也颇富天分，这些问题并非不能克服。但解决方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结成硕果：一流的教育机构不是一夜之间建成的。此外，两国面临的挑战存在差异。中国有行动的政治意愿，但对需要做的事情仍缺乏直观认知。而在印度，情况恰恰相反。

　　显然，两国在满足自身人才需求方面，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更不要说满足世界其它地区的需求了。它们的人才大丰收是一次性的意外收获，正在被消耗殆尽。两国必须郑重考虑重新培养人才以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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