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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专家孙景华:极端式决策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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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决策即是寻找一种角度,通过“拆分”就会发现彼此相对的两端,找到一端,就能找到另一端。而最糟糕的决策,并非是不知两端,而是

决策即是寻找一种角度,通过“拆分”就会发现彼此相对的两端,找到一端,就能找到另一端。而最糟糕的决策,并非是不知两端,而是不知“极端”价值的中庸之道。  工业社会是一个颠倒角度次序的时代,即:误以为组织内部“最先进的技术”,等同于外部顾客喜欢或必然购买!当然,外部顾客需求决定组织内部决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问题在于:由于我们缺乏角度,常常在鱼与熊掌间犹豫不决,反而不知道究竟如何做决策。从这个角度来说,戒贪比远大理想更重要!换言之,并非面面俱到的“大而全”最有力量,相反,尖锐的东西可以撕裂看似无缝的东西,令我们豁然开朗,而缺乏角度的“宏大叙事”,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是角度而非专业知识  在真实的管理世界里,一般来说,企业个体做决策的角度,通常有三种:  第一种,技术角度的决策。  这很容易落入一个陷阱:将纯粹技术性发明的长处,等同于技术带给消费者的好处。但通常来说,一项技术发明或一个新产品,至少具有三项或三项以上的好处或长处,其中只有一至两项才是对于消费者的好处,而其他的若干项只是技术性的长处。  因此,每一项专利技术的发明人或决策者,都必须反省式地自我质问:我的这项技术发明,带给消费者的好处是什么?  第二种,成本角度的决策。  被誉为“拧干毛巾上的最后一滴水”的丰田前社长渡边捷昭,深谙成本控制之道,在5年内为丰田节约了100亿美元。只不过他最终将成本杀手演化成了丰田全球质量危机。  丰田危机证明了这样一件事:成本也是有边界的!只不过,成本的边界并不在成本本身,而在于与成本相反的另一端,即质量。事实上,成本与质量,恰好一个在组织内部,另一个在组织外部,或者说,成本只是组织内部的各种费用,质量才是消费者愿意花钱的根本!  第三种,顾客需求角度的决策。  有一个人,既不懂网络又不懂技术,却宣称要做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有人讥笑道:你连软件技术都不懂,凭什么做互联联网企业?他却反问道:我凭什么要懂这些技术?我是在做传统的贸易生意,只不过把它搬到了网上而已!——这个人就是马云(微博)。马云确实不懂技术,但他懂需求。相反,一大批精通互联网技术的创业者,反而在我们视线里消失了!  表面上,三种角度截然不同,本质上却殊途同归,最终,都必须遵循组织层面的向外“利他”原则。区别仅在于:企业个体由于阶段不同以及拥有的资源不同,选择的角度也不相同。  “利他”:即从组织外部的消费者角度,审视组织内部决策的有效性,而不是相反!其实,企业自身所获得的利益(譬如利润),只是正确决策的副产品,正如德鲁克所说,内部获利只是检验决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因此,判断一项决策是否正确,有一项基本原则:井底之蛙的短命决策,都是向内“利己”(有利于企业组织);正确并且长期有效的决策,都是向外“利他”(有利于消费者)。  当下的选择  我们已经知道,是角度而不是专业知识,决定了谁才是我们的船长!但一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角度的价值,在于拆分!换言之,船长的决策,就是“向左还是向右”的一种选择。  当我们基于某种角度,将事物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时,接下来的事情就变成了选择与取舍!  关于角度之争,最典型的莫过于联想早年著名的“柳倪之争”!当年“柳倪之争”被解读为市场派与技术派的一场决斗。当然,最终结局已经知道:市场派战胜了技术派。  在这里,我无意评判“市场派”和“技术派”之间的是非曲直,恰好相反,我的本意是想说:决策的本质,二选一!如果我们选择了甲而不是乙,就会沿着甲指引的方向走下去;同样,如果我们选择乙而不是甲,将沿着乙指引的方向走下去。最糟糕的决策,恰恰是中庸之道的折中!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柳传志是一个折中派,当年表达出“既要市场也要技术”的折中,那么,联想是否能够活到今天都是一个疑问。正如柳传志所说,20年前,联想之所以选择了贸字打头而不是技术,因为那时联想还很弱小,并不具备技术研发实力。但是,20年后的今天,柳传志如是说:“我老惦记着技术创新这个事,现在我认为时机成熟了。”  这其中,“时间”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事实上,战略决策的本质,是当下的一道选择题而不是一道必答题——“南北坡都可以登顶,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究竟选择南坡还是北坡,则取决于特定时间下的特定条件。就如同联想的决策次序调整一样,20年前联想的决策次序是“贸工技”,20年后开始调整为“技工贸”新次序。  因此,决策的精确定义,就是“当下的选择”。  如果我们把未来的问题当成眼前的问题,那么,结局很可能会像早年中国互联网著名的“失败的领跑者”张数新一样:她在互联网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敏锐洞察到了互联网商机,但当她大举投资互联网时,才发现处处是瓶颈、处处受到制约,甚至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直到失败后她才意识到:整个商业是一个系统,而企业个体只不过是系统中的一个节点;如果整个商业系统尚不成熟,个体无论多么努力都只能是瞎忙活——理想者关注未来,务实者关注当下——假如有人信誓旦旦对我们发誓:未来这件事一定是正确的,我们要很有礼貌对他说,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但那是未来的事,请交给未来的人去做!  选择需要一种角度!也许一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角度都是双胞胎!譬如,相对于西方一刻钟的“快餐”而言,一小时慢吞吞的中餐其实就是“慢餐”:快餐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慢餐则是为了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快餐与慢餐之间,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假如只有快餐而没有慢餐,或只有慢餐而没有快餐,都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商业世界。事实上,孤零零的单独一个角度的情况,没有或几乎没有。如同宇宙中发现暗物质的过程一样,暗物质就是在看得见的物质的引导下,发现了一片看不见的黑色区域,才确定了那就是暗物质。  因此,“角度都是双胞胎”这个特征,使得我们使用二选一的决策理论时,其实一点都不困难:只要找到了其中一端,沿着相反的方向,就可以找到另一端。  坦白地说,最糟糕的决策,其实并非不知道两端,而是知道两端却贪婪地通吃!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一个餐饮企业,快餐与慢餐一个都不剩地通吃,结果只能有一个:因说不清楚哪一类消费者才是真正的顾客而倒闭!同样的,如果一个邮政类企业,既做快递又做慢递,将因价值观混乱而导致员工不知所措。一般来说,企业越是极端,排他性越强,企业个体反而很容易“鹤立鸡群”。相反,假如面面俱到、样样都做,反而会被淹没在同一片海洋中而默默无闻。因此,不懂得 “极端”价值的中庸之道,才是企业决策的大敌!  事实上,我们只有排除了一部分与价值主张不相干的东西,才会让我们的“价值主张”在一堆沙砾中显露出来!  “企业做到极致时,便是创造需求”,这是海尔CEO张瑞敏的观点。其实,张瑞敏所做的决策本身都很极端,只不过海尔的极端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譬如,早年海尔的极端是“质量就是生命”(面向组织内部),十年之后,海尔的极端变成了“人人都是CEO”(面向组织外部)。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成功企业家,无论他们怎样描述他们的妥协与中庸的技巧,骨子里几乎都是“极端说”的信奉者与实践者!相反,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找不到“折中派”的影子:你见过面面俱到、样样都好的企业吗?没有!你见过多元化很成功被消费者记住的企业吗?依然没有。  坦白地说,并没有经历过典型工业社会洗礼的中国传统社会,夹杂着传统商业社会“唯利是图”以及工业社会“做大做强”的模糊口号,走上了一条不伦不类的现代化之路!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成了中国人的一个致命缺陷——这也验证了一条准真理:传统越是深厚,现代化的脚步越是步履蹒跚;越是继承传统,传统反而成为了一个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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