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作为代理人的政府面对如下窘境：给企业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可带来企业效率提高，但同时可能导致“内部人失控”，使股东利益受损；国家作为大股东对企业进行监督和控制，又会由于国家及其代理人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这种监督和控制难免带有行政色彩，导致对企业过多的干预。反映到我国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内部人控制问题被“一股独大”的现实合法化。

　　上述会计信息约束因素的客观存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然而，尽管新兴市场中政治域、组织域、交易域与会计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还都存在相当明显本土化特征，但资本因素在很大程度已是全球流通，各国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也已相互连通，因此，资本持有人的选择和偏好必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对资本需求强烈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演进产生影响。因而资本又推动制度向全球化方向发展，“资本路径”成为推动透明度制度安排的一种力量，必然要求规则一定要透明。所以，透明度制度安排必须坚持程序理性，确保高质量会计制度的透明度。

　　在改进透明度制度安排的同时，技术上也应有保障。最大化强制信息披露制度是美国SEC监管思想，现已获得普遍接受。透明度需要一种相应的配套机制作为基础，其完整的框架结构包括如下内容：（1）明确会计信息应具备的质量标准及评价方法，优先选择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2）合理界定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间和频率；（3）解决会计信息在信息结构与信息量上的不对称性，确保公平对待所有利益相关者；（4）实行严格的监督制度及违规处罚制度；（5）具有独立的第三方审计及鉴定。

　　技术上满足会计信息披露与制度上解决会计信息约束两者的结合才能确保会计高透明度的实现。若把上述思想引入透明度一般性制度安排，可以折射出高透明度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政府决不能因实施管制而导致信息约束，以科学的程序事先安排各种数据、法规及相关信息公布时间表，并且使各行政行为主体在政策运作上协调一致，重点是理顺财政部与证监会的关系，并改革我国以预算会计为特征的政府会计制度，转变重心，注重面向公众的信息披露，进而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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