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面对“生活”，只有“思想”而绝不是那些缺乏时间性、脱离现实情境和人文关怀的行动法则，会成为改变组织最强大的力量。然而，“思想”似乎从来不是中国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的爱好和专长，而且在管理学者这个圈子里的人们更清楚，“思想”恰恰是中国管理学界长期以来鄙夷、排斥、围剿的对象。比如你偶尔去看一个叫做“爱思想”的网站，几乎看不到中国管理学者的影子，也很少听到管理实践者的声音，这算是一种经验证明吧！那么，“没有”或者说“缺乏”思想的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如何面向一个更美好的组织生活？
　　　　　　　　　　　　　　　　　
　　中国的管理实践者：基本称职 值得期待
　　　　　　　　　　　　　　　　　
　　我们有理由为这个时代感到骄傲，不仅仅是GDP，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空前强大，不仅仅是因为某些人对“中国模式”的聒噪，而是因为有那么多具有创业冲动和勇气的企业家、管理实践者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事业、组织，为社会创造着财富，为人们提供着足够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为普通人提供了更稳定的生活，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更多的选择和自由（这是最最伟大的地方）。我特别感佩于那些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认同文明社会普遍价值的企业家和管理实践者，因为在这个时代，太多事业的成功—必须付出高昂的精神代价，这终究是对一个健全人的巨大伤害。
　　　　　　　　　　　　　　　　　
　　为了“成功”或者生存，他们迁就了很多不该迁就的东西，追随了很多应该引以为耻、引以为戒的东西。遂在他们耀眼的成就背后，留下了形形色色权钱交易、巧取豪夺、为富不仁、血汗工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等令人遗憾的轨迹。但他们还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他们所处的行业环境决定了，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一定的良知和对底线伦理的敬畏，看重产品和服务的品质，着力打造更具历史感的品牌。而且，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开始让财富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格调，比如对公益、慈善的关注和投入。我相信，他们能够做到，他们应该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和希望。
　　　　　　　　　　　　　　　　　
　　我期待他们有勇气为自己的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确立某些信念、价值、原则，期待他们乐意把自己的组织建设成既有效率，又富人情味儿的“家园”。我期待那些秉承其组织文化的管理实践者，能够以自己的言行向外界，向社会传播“一种信念、一种原则、一种气质、一种教养、一种坚持”，我相信这股推动社会前行的精神力量—一种新颖的管理思想，就会从涓涓溪流成为滔滔江水。
　　　　　　　　　　　　　　　　　
　　中国的管理学者：基本不称职 需要等待
　　　　　　　　　　　　　　　　　
　　如果“成功=GDP”，如果“中国模式”的确值得畅想，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奇，是何等“伟大的管理实践”创造了今天中国的“富强”？曾经的日本，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不是让组织文化、全面质量管理、看板、儒家文化风靡过好一阵吗？但很奇怪，比较其它的兄弟学科，中国的管理学者们，这个由国家最大的自然科学基金最大程度资助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群体，似乎很少向人们证明过—“管理作为生产力”与强大国力的那种内在的经验与逻辑关联！我们是听到了几声“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呼吁。但除了新闻工作者、传记作家的那些快餐读物以外，有多少科学、严谨、重大的管理学术成就，试图在解读中国组织管理实践的密码，在帮助人们高效地达成组织目标，在深刻反省种种光鲜表象下的真实图景？换言之，人们对中国管理实践知道多少？管理学被广泛地理解为致用之学，但中国管理学术界的贡献到底何在？
　　　　　　　　　　　　　　　　　
　　应该承认，我们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学术的管理研究队伍，习惯于以科学研究的样式，包装自己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太尊重科学研究的一般常识——对管理真相的深入观察；它们习惯于用现成的理论，量表、貌似复杂的统计技术，分析数据，验证或偶尔扩展那些理论，却不太考虑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组织管理的“历史性、情境性”。我们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构念”、“变量”及其关系，甚至是号称具有“因果关系”的。但他们很少提供“可复制性”的证明，或者偶尔尝试去检验了，却发现“在这种情境中”，那种关系是“强的正相关的”；而在“另一个情境中”，却可能是“弱的负相关”。尽管同样是来自国际学术界的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提醒过我们那种变量关系的不可靠，但很无奈，今天的管理学术圈似乎只认同—形式科学的“实证研究”，并不断被自己所制造的那些“关系”所鼓舞。我始终怀疑，那些参数/系数是真地可以作为配置资源的决策参考依据吗？—Who knows， who cares， who does？！今天，他们更宏伟的目标也包括他们自我评价的最高标准是—拿更大的国家级课题，为国际管理学术杂志写出“最适宜”的英文论文，这就是这个团体最大的使命和最高的荣誉—我非常怀疑，这种研究真的那么有用？
　　　　　　　　　　　　　　　　　
　　即使整天高举着“学术大旗”自我陶醉，我还是想问一个超级幼稚的问题，管理学术如果不能帮助组织改善管理绩效，如果只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这头“完整的大象”，它为什么不能叫“应用数学系”、“应用经济学系”、“应用心理学系”、“应用社会学系”、“应用复杂性科学系”，更准确地，应用–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系？抑或是自从上世纪50-60年代那场商学院“合法性”运动之后，他们就彻底背叛了泰罗、法约尔、韦伯、梅奥、巴纳德、福莱特、德鲁克等管理思想家为管理学所指引的道路，佯装在一个库恩所“诠释”的学术共同体中，与世隔绝地“建构学术乐园”。那些研究从形式上是更“科学”了，但形式总不免一厢情愿的“编织”；那些研究是更“数据化、定量化”了，但谁都知道伟大导师曾经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肯定不是来自他对数学的恭维。
　　　　　　　　　　　　　　　　　
　　我们的经济奇迹能够持续吗？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文明、有序吗？我们的人民能够更加殷实、幸福吗？我们有没有观察到在西方管理学所定义的诸如“企业伦理、社会责任，组织公民、组织文化、领导、战略、流程（再造）、学习型组织”等等学术标签背后，经验世界里更为广泛的“唯利是图”、“弱肉强食”、“投机钻营”、“敷衍塞责”、“一言九鼎”、“刚愎自用”、“拉帮结派”、“尔虞我诈”，铺天盖地的“官僚主义”，五花八门的“权力滥用”，林林总总的“关系网”、“潜规则”。它们会不会积重难返？它们总不该一劳永逸吧！也许中国的管理学者终有一天会如美国的主流学者一样，靠悠闲地测量那些细碎的变量关系就可以聊以自慰。但今天，人们需要这个学术共同体去回答一些更重大的问题。
　　　　　　　　　　　　　　　　　
　　很遗憾，这不是缺乏思想的管理学术家们提出来的，它来自一个多少有些另类的经济学者—汪丁丁：第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第二个基本问题，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是怎样的？第三个基本问题，中国社会是如何演化的？尽管汪丁丁教授在他所构建的这种独特的问题框架里，只字未提“管理学”在其中的可能影响，但我想强调，对于“中国社会”这样的宏大主旨、结构、运动而言，从我们最熟悉的“微观社会-组织”入手，应该有值得期待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在试图建立任何带有特色标签的理论之前，有必要认真思考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样的组织生活是值得追求的？第二、中国当代组织的结构和秩序是怎样的？第三、中国的组织是如何演化的？ 也只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和探索求证才有可能支撑起一个叫做中国管理学的学术殿堂。
　　　　　　　　　　　　　　　　　
　　科学是值得景仰和推崇的，但管理不是科学，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从来都不应该是被“模型”和“方程”“规定”出来的。我们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当然也有选择组织合作方式的自由，这是美好生活的前提，这是伟大的管理实践的前提。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创造性的探索过程中，我们的确需要伟大思想的召唤。而管理学术的根本使命—就是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洞见—启发我们的心智，引领我们的行为，不管它是以科学形式包装出来的，还是来源于实践者和学问家的直觉，来源于一个重大的事件，抑或是一段感人的故事情节。永恒地，从来都不可能是科学样式，只有科学精神才会千秋万代。
　　　　　　　　　　　　　　　　　
　　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可能有很多影响因素。但最最重要的，是经济学用最质朴的语言帮助绝大多数普通人实现了一场比较彻底的思想革命—承认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部分地接受了市场交换的行为规则，才会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用自己的勇气、热情、勤奋、创意、坚持以及宽容创造了今天的辉煌。当然，经济学连同经济学者也一样受到了数据、模型的太多迷惑，因为市场经济必须与历史、国家、文化、政治结合在一起，那是大多数模型里所缺乏的，也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那些斯密和哈耶克最忠实的拥趸，早已被今天的现实惊得目瞪口呆。
　　　　　　　　　　　　　　　　　
　　我们都太习惯于成为环境的俘虏，我们都太容易被利益所诱惑，如果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都需要为历史做些什么，似乎不能仅仅满足于埋头苦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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