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价值必须与组织的价值兼容。很少有人应聘工作时，会主动问到公司的经营理念与经营的使命宣言是什么。

我们必须找到一家适合自己价值取向的公司，才有可能发挥所长；公司也才可以获得一位适合的人才予以长远的栽培。德鲁克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许多年前，我也曾在长处和价值之间做过取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我在伦敦是一位相当杰出的年轻投资银行家，这显然是我的长处所在。但是，我不认为当个资产经理人能有什么贡献。我认识到，‘人’才是我的价值重心。而且，就算再有钱，死后还不是两手空空。于是在那经济大萧条的年代里，虽然没钱，也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前途何在，我还是选择了辞职——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么年轻的德鲁克，居然学会如何学习、如何面对抉择。尤其在困顿的岁月里，不为五斗米折腰，有勇气做出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决定，这是何等的困难。

然而，事实证明，价值观才应该是最终的检验标准，也是个人最高的准则。经过一一理顺之后，德鲁克最后问自己：

“我适合做些什么？”

除此之外，他强调更要自问：

“我不适合做什么？”

于是，他厘清了自己适合“写作、咨询与教学”三合一的工作模式，而且三者又可以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他靠写作来强化其“开放而动态的系统思维能力”，以利其创新性的思考和原创性的概念。

由于他每隔三到四年，就会找寻一个新主题加以研究。他谦称是因为自己兴趣太多、心有旁骛，无法专一不二。

这些主题横跨二十余种不同的知识领域，使他逐渐累积了大量的不同知识，而他又能将一些相关与不相关的知识，透过动态的系统思维转化为新的想法、新的创见，使他能拥有全局又兼具微观的视角。

有了这样的能耐，他没有停滞不前，他又选择了企业、非营利组织、政府部门作为其知识的“实验室”，透过这样的检验与测试，他真正领悟到：

“不经逻辑试炼的经验，不是‘严谨的修辞’，只是‘漫谈’。反之，没有经过经验试验的逻辑，不能算是‘逻辑’，而是‘荒谬’。”

之后，他又将这一切通过教学予以统合或分享。他要求学生必须拥有至少三年以上的实践工作经验，否则听不懂他的课。

他自创的这套自我学习的有效方式，不但快速提升了自己的心智、视野、格局，更创造了自己一生的命运，也穿透时空影响未来。这是以他自问自答“我现在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为核心的。

换言之，就是自问：

“我这一辈子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终他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为诉求，以建立一个“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为职志，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所有的经理人。

我是这样像德鲁克学的

德鲁克的“自问”，深深地影响我、引导我，使我的后半辈子完全依循他的方式，逐步厘清自己的长处。

原来我能协助领导者、CEO与经理人认识他自己与其组织，及其未来根本的问题、最大的机会与长期的发展。

至于我的做事方式有何特点，又该如何学习？

我不适合单打独斗，我必须仰赖团队的合作，才能发挥所长，才能作出有效的贡献。而我的学习方式则是透过与CEO咨询互动过程中吸收精华，透过教学的互动引发创意，透过阅读获得足够的知识，我的学习是多元的、开放的。

然而我的核心价值则在于“人”的方面，我热爱人，专注于人的发展，而不是开店、创业、发展事业。因为我领悟到：

“人才，是一切事业的源头。人对了，事就跟着对了，事业自然也就成了。”

成功的职业生涯不是“规划”出来的，成功的事业更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要透过了解自己或组织的长处和优势、做事方式和核心的价值观，来为现在和未来的机会做好准备。如此，就能拥有成功的个人与成功的事业。

就算是一位工人，只要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即使能力一般但工作卖力，也能有卓越的绩效表现，我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我是这样“自问”的：“我现在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换言之就是：“我下半辈子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要以“无知工作室主持人”为角色；

以“国际级企业布道家”为定位；

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诉求；

以培育“世界级CEO”为职志；

以共同构建“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为愿景。

一个人若常能自问：“我现在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必定能为人类和社会作出贡献，赢得世人的赞赏和尊敬。

马丁-路德-金因为坚持“我有一个梦”，最终赢得当年美国白人的共同支持，得以圆梦。

秉持“不流血革命”的印度圣雄甘地，赢得英国上流人士的感动和默许，终于让印度得以脱离殖民地，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弱女子，来到印度这个国度里，除了给予弱小无助的孤儿面包外，还给予更多的爱，终于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赢得世人的尊敬和歌颂。尤其在她离世的追悼会上冠盖云集，参加追悼会的民众远远超出两百万人，直逼甘地的丧礼。这位身高不到一百五十厘米的巨人，不是别人，正是“特蕾莎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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