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潜藏式领导力优化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来分析一下领导的本质。　　第一种：根据《管理学基础》中的解释：领导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内，为实现组织预定目标，领导者运用其法定权力和自身影响力影响被领导者的行为，并将其导向组织目标的过程。　　第二种：根据中国企业领导力和党政干部领导力训练专家唐渊先生在《领导新法》中的解释：领导就是领导者进行领导活动，率领着一群人去达到目标。　　以上两种解释中，不管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领导者如何带领或影响被领导对象，达成预定的目标。　　下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带领导？通过什么途径带领？为达成什么样的结果？　　目前，世界上，提升组织领导力的无非两种：一种是法制，一种是德治。　　提倡法制，是每个企业组织都极力推崇的一种直接的、客观的、可操作性的一种治理手段。法制体系下的领导力优化，既包括对上层领导的权责约束，也包括对中层领导及基层员工的权责约束。　　实行法制化的企业组织有几下好处：　　第一，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既定的组织规则面前，谁也无法有特殊的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均等。　　第二，有利于团队的优胜劣汰。由于在同一个游戏规则，一个人能力差，就只能让位于能力强，无偏袒，然后造成优胜劣汰的效果。　　第三，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由于内部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能者就能得到重用，弱者就只能小用或不用，从而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第四，有利于规避组织领导力风险。在组织游戏规则下，任何领导行为，都受到权力的制衡，对于领导风险的规避有很大帮忙。　　但实行法制化的企业组织，也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　　第一，组织是否具备完全法制化的条件。如果没有完全具备法制化的条件，而硬要说自己是法律化组织，那只是一种自欺欺人，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最终非法律化的面目被揭开后，一定会是鲜血淋沥的。　　第二，组织成员的人情冷淡，“志同，道不同”。实行法律化企业组织，虽然组织成员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因为企业的本质是以“能力、实力定成败”，因此，成员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一种命运共同体。他们目标相同，但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心与心不会融合在一起。　　第三，组织成员忠诚度有待提升。实行法法律化企业组织，虽然在规范组织成员和规避领导力和成员行为风险有很大帮忙，但是由于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利益关系，因此，只要有其他公司更好的环境或更好的待遇，组织成员就会马上卷铺盖走了，他们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为座右铭，忠诚度可想而知。　　法制化只是实现企业组织优化的一种形式，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人的管理。　　例如，美国是一个高度法律化，讲求三权分立的国家。但即使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美国仍然出现各种问题。在企业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事件了。　　在安然破产事件，最突出的问题是，暴露了外部审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做假帐的行为。这时，有人就要问了：“美国审计制度，不是世界上最健全的制度吗？怎么还会有做假帐的行为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人”的问题。　　正如一位专家对此评价说：“安然事件充分暴露了人的劣根性，即贪欲！只要有贪欲，不管法律如何健全，都无非避免组织的风险。因为10万美元收买不了你，那100万美元、1000万美元或5000万美元呢？！”　　因此，除了法制化的规范，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人性”的管理上来，即要对组织的成员讲求“德治”，“德治”与“法制”两者结合，才能更大范围内规避组织和领导行为的风险。　　对中国来说，由于在长期封建主义的忠孝思想的熏陶，人治有时候大于法治的社会现实，那就更需要提升领导者的“德”的修养，以规避领导力风险。　　为此，我认为，在中国式领导力优化上，务必从以下四点，正面认识。　　第一，领导也是凡夫俗子，是凡夫俗子，就要正视其本能性。　　领导是凡夫俗子，是凡夫俗子就有其凡夫俗子的原始本性，如欲望、吃住、伪装等本能。而伪装，就是一种潜藏。　　在领导力优化上，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不善于潜藏——或者这样描述，一个不善于伪装的领导，他如果要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该从哪里着手。　　在中国式领导中，虽然虽然仁人志士和明君贤将都说自己有多么贤良，多么开明，没有私欲，大公无私，但总结中国上下五千年，上至尧舜、唐宗宋祖，下至黎明百姓陈胜吴广，哪一个没有鲜明的动物本能呢？　　因此，否则了自己的动物本能，就是对自己现实处境的背叛。　　只是在同等动物本能的条件下，有的人懂得克制自己，然后成了圣人、贤人、君子；有人的放纵欲望，骄奢淫逸，以至成了暴君奸佞，卑鄙小人。　　而这种克制本能，说到底，就是一种潜藏式的人生智慧。　　第二，领导也有欲望，有欲望就要正视。　　领导是凡夫俗子，因此有欲望是人之常情。同时，有欲望就要去正视，而不能忽视它，这才符合自然规律的“道”。　　正因为有欲望，所以作为一个领导，首先就要有这么一个意识，为自己设定一个承受、承担欲望的底限。然后，在这个欲望底限之上，进行安身、立命与处世。　　在中国式领导优化上，为什么很多领导没有“优化”，除了环境的因素，更重要的还在于自身没有好好地正视自己的欲望，没有一个正确认为欲望的人生观、价值观。　　中国式领导优化被弱化的往往有两个原因：一是受环境的影响；二是自身价值观混乱。　　第一种原因是因为看到别人或别人的驱使、诱引，然后令自己的欲望膨胀；第一种原因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一种健康的价值观，认为欲望本就是一种天性，享乐本是一种生活，追求感官享受与追求。　　因此，只有正视自己的欲望，才能有一个良好的价值观，自己的领导力才能得到优化。　　第三，领导的“仁”在于修炼。　　孔子认为，“仁”就是一种恻隐之心。而什么叫恻隐之心呢？就是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内心里也会有悲伤的怜悯之心。其实，这种怜悯之心，是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为人底限。一个人如果对于别人的痛苦已经到了麻木不仁、漠不关心、任之且之的地步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已经到了自私、冷血的地步了。　　因此，做为一个领导者，要优化自己的领导力，就必须从最基本的“仁”修炼起。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仁之心”，就不可能带领一个团队，更不能令这个团队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只会成为一团散沙。　　商纣王为什么会被周武王打败，难道是周武王财力、军事实力更强大么？难道是周武王法律、典章制度更健全么？不是！只是因为商纣王的昏庸无道、众叛亲离，已经散失了领导整个诸侯国的能力。　　红军长征中，难道是毛泽东的军事实力比蒋介石更强大么？也不是。只因为红军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更符合当时广大农民的需求，更符合时代的发展。正如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围剿红军的张学良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概意思是：红军要枪没枪，要炮没炮，缺吃少穿，穿的大都是打着补丁的衣服，而我们国民军呢，有枪有炮还有飞机，还有军饷命，但为什么总是无法打败这群形同叫化子一样的农民队伍呢！　　对比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领导方式，其实就很好理解了。毛泽东带兵，靠的是“德”治，争取的是民心，靠的是“道”；而蒋介石带兵，靠的是“权谋”，靠的是“术”。　　第四，修炼成“君子”还是“小人”是个体人性选择。　　既然领导力的优化要靠修炼，但修炼就一定能成“仁”吗？不一定！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是说，克制自己的欲望、本能，尊礼重道，是一种仁德，只要每个人去修炼礼义廉耻之礼，尊礼重道，那天下就会是一个仁义之邦，礼义之国。　　但问题是，修炼这种尊礼重道、礼义廉耻之德，该怎么做呢？靠什么去做呢？孔子提出了一个方案，即要“为人由己，其由人哉？”意思就是说在达到修炼成正果的目的，靠的是自己，而不能靠别人。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为什么孔子只说是“为人由己”，而不说“为仁由己”。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修炼成什么样的结果，只有靠这个“人”自己本身去选择。　　而这种选择，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修炼成君子；二，修炼成小人。　　而正是这种选择，造就了很多人虽然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就是一个奸佞小人，如《水浒传》里的高俅、童贯等，在自身利益损害时，不惜牺牲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致百姓于之水火不顾。这些人绝对是小人。　　而有的人虽然刚愎自用，但是却有一颗正直的心，如秦末农民起义的将领之一的项羽，虽然其行为暴燥，但却不影响其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正直、可亲的对象。　　老子说：“性相近，人相远。”人的本性，不管是善还是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在人生历炼的过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以致有些人成了“君子”，有些人成了“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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