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中国特色

　　需要强调，同去年一样，也许在未来的几年里，政府主导的并购与重组仍是主导着中国并购市场的交易，因而十大并购事件并不自然地与并购规模相一致。例如中国联通大规模收购境内资产与中国移动收购8省移动公司资产如出一辙，但这种事实上的关联交易并非严格市场意义上的并购交易。同样，去年炒的火热的银行不良资产重组大动作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事实上即便是成功了，将诸如“打包出售”和“拍卖”之类相当初级的交易手段高度评价为“投资银行业务的创新”，大约只能被称为是“中国特色”了。另一个具有国情特点的是各个相关部委争相推出指导并购的准则，在明确自己的不容置疑的权利的同时有些忽略了具体条文上的冲突。值得欣慰的是，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交易中，荷兰飞利浦增持苏飞股份一案的技术操作令人耳目一新。大凡国有企业的资产评估在国有资产不得流失的约束下多采用高度保险型的成本法计算。无论能否产生现金流，只要在帐面上有若干净资产（即便是过时淘汰了的设备）也不能折价出让。在本案中，资产价值以国际通用的现金流量法计算，而在中国市场的参数又遵循本地化的原则从而获得双赢的局面。看来，只要政府主导明智，并购市场的规则将会殷殷有期。另外，浙江国信控股健力宝集团一案也有相当曲折的政府介入。此案的动人之处不单单是脍炙人口的“中国魔水”终于易帜，更多的是一年来围绕健力宝集团而发生的一系列炒作，最为注目的便是创办人李经纬的下场。导致不可调和冲突的一个深层原因，据说是管理层收购的条件未能契合程序差错等。与此同时，远在东北沈阳的两个位居前列的中国“富豪”仰融和杨斌也是靠并购起家，也是同时陷入困境。仰融的海外融资和产业并购已成为历史传奇，而他的管理者收购实践的曲折与反复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毕竟，政府的匆匆重组和高调介入终于打开了一个观察中国并购法制环境的窗口，国外和国内的战略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这个极具典型意义的案例：了解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合法过渡节点；把握金融债权向实业股权转化的法律依据；确定管理者与特权执照间合理的利益分享；体会地方政府在跨区域产权转移过程的管制权利与约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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