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管理层中的海归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一些民企，将子女送往海外接受教育的风气颇为盛行，那些民企创业者子弟往往从童年起就在海外生活、学习，动辄一二十年。海归优势显而易见：熟悉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或已建立了一定的海外人缘网络，相对了解西方国家的法规和商业实践，如果西方国家的这些商业实践体现了商业经营的普遍规律，并领先于国内同行的话，熟悉这些商业实践的海归们无疑更占优势。但海归也存在显著的劣势，最突出的就是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减少了他们把握国内世态人心的机会，从而加大了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下属和客户、消费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的无形隔膜，这在幼年就出国的民营企业继承人身上表现得尤甚，而员工、客户、消费者正是企业赖以立足的根基。

    在把握国内客户和消费者心态关系方面，海归派企业管理者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看看百思买、家得宝等海外大牌企业在中国市场相继折戟，不难推而广之明白这一点。假如管理者所管理的这家企业绝大部分业务面向海外市场、特别是面向西方市场，那么，把握国内客户和消费者心态关系的能力有所欠缺，对企业来说倒还不至于生死攸关；问题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市场快速膨胀。我计算整理了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截至1992年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批发和零售业收入总额相对于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以此衡量中国企业获得的国内、国外市场相对规模大小，发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出口开始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便不断缩小，2007年达到81%的 1949年以来最低点，2008年开始逆转，2009年这一比例再度回升到100%以上，实现了重大转折。在这种情况下，海归们的劣势对企业可就关系重大了。

    另外，这些年，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快速膨胀，我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清一色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家企业无论是要维持已有的“江湖地位”，还是要赶超领先者，都必须在高成长市场下工夫。中国产业要提高出口效益，更需要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打开突破口，因为有道是“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产品”，而中国目前还不是发达国家，中国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比在发达国家市场更容易赢得产品标准和商业规则的制定权，相应也就更容易赢得高收益率。而海归绝大多数留学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未必熟悉。

    不仅如此，某些海归对西方国家的“熟悉”，可能反而会妨碍他们作出准确的判断。这里有必要回顾2005年轰动国内外商界政界的中海油被迫退出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又译“优尼科公司”）事件。自交易披露之日起，笔者就认为这是一场根本就不应该开始的游戏， 因为“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必然心怀疑忌，这不啻是少数政界人士的心态，而是整个“守成大国”社会的必然心理。美国虽然总体上堪称外资政策最自由的国家，虽然商业环境良好，但传统上相当重视对外资的政治安全审查，而且某些政治势力将中国视为唯一潜在战略对手，泛政治化倾向突出，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可能是发达国家中政治风险最高的国家，偏偏中海油从事的又是敏感的战略性资源开发行业，选择收购联合石油，可以说一开始判断就是失误的。

    有这样一个段子：如何让最温文尔雅、处变不惊的美国参议员失态地暴跳如雷？答曰：告诉他中国人买下了一家美国企业。在中海油竞购联合石油的交易中，大家看到，跳将起来的不仅是一个两个国会议员，而是整个美国国会。那年7月，美国众议院以333票赞成、92票反对的压倒多数禁止布什政府批准中海油并购联合石油公司，更以398票赞成、15票反对通过无约束力法案，要求布什政府立即全面调查这起并购案，提案宣称中海油并购联合石油公司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在美国社会，主流民意也相当敌视中海油收购，《华尔街日报》与国家广播公司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73%的美国民众反对中海油并购联合石油公司。中海油堪称中国石油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在海外并购和跨国经营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在竞购联合石油的交易中也表现出了极为可贵的勃勃雄心和对美国商业规则的熟悉，之所以犯下这样的判断失误，归根结底，恐怕正应归咎于他们太迷信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的“法治”环境之类东西。那么，推而广之，倘若不加修炼，企业的海归高管、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海归子弟们掌握了公司决策权之后，是否也会更容易犯类似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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