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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代管理者的楷模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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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雍正看来,作为中高层管理者,若是在其位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即使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

    在雍正看来,作为中高层管理者,若是在其位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即使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只是个奴才,是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康乾盛世”,诞生了两个盛世伟人:康熙和乾隆。此二人均在位60年,把一个大清帝国治理的风调雨顺,民富国强,甚至连西方殖民霸主、老牌帝国大不列颠(英国)的女王也要屁颠屁颠地派使臣来行朝拜之礼,希望可以通商做生意。

    可是人们在看着这两位高高在上、光彩辉煌的帝王的时候,却不知道其间有一个甘于牺牲的雍正皇帝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高扬务实、克勤克俭,康熙的天下就是一个空壳子;如果没有他在位打下的经济基础,乾隆自诩的“十全老人”恐怕就成了“全无老人”了,更别说令其风光无限又诟病不已的“南巡”了。

    盛世危机

    为了更好叙述雍正对于康熙和乾隆的重要作用,我们权且古为今用,称之为——大清集团。自康熙8岁就任大清集团CEO,先是除鳌拜、平三藩,把集团内部的元老之争彻底解决;接着又广开科举之门,把并购了大明集团后存在的企业文化差异问题进行了大幅度整合;最后以西征准噶尔、北逐俄罗斯,南收台湾,极度扩大并奠定了大清帝国的垄断市场地位。

    表面看去,大清帝国一片太平景象,实际情况却是:集团在连年的高增长后,增长率开始放缓并呈现停滞状态,集团业务也一直没有新的增长点。集团运营成本逐日剧增,集团高管大都抱着守成的想法贪图享乐,奢侈之风盛行。可康熙这位CEO,身体却日渐衰老,已无力再行改革。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到了继承人身上,我们的主角——雍正,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

    重组改制

    胤禛,康熙的第四个儿子,继位后年号雍正,素有“冷面王”之称,历史评价其“严酷”,好佛法,性格坚忍,做事认真而执著。这正是康熙所看重的,只有这般铁石心肠的意志才能面对这么大的大清集团进行革弊创新,面对阻力百折不挠。

    针对当时大清集团的积弊,雍正思之再三,提出了摊丁入亩(流程再造)、火耗归公(财政改革)和创立军机处(机构重组)三大方案,从根本上控制住了集团的运营成本。

    摊丁入亩,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亩”,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火耗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由于火耗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火耗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大区经理(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这类似于现在政府实行的“费改税”制度。

    雍正为了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创立总裁办(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实现了高度集权化下的扁平化管理。军机处,作为CEO(皇帝)的秘书班子,为CEO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旨意。

    与创立军机处相伴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类似于内容。由于以前的官方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用人之道

    雍正认为,治天下惟管理,管理之道在于用人,除此皆末节也。人用好了,激发出了创新和谐的氛围,集团业务自然不用担心。所以雍正在逐步实行上述重组改制的同时,大胆起用新人,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

    雍正的用人风格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特点:

    1、不要奴才

    在雍正看来,作为中高层管理者,若是在其位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即使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只是个奴才,是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的。他说:“庸碌安分、洁已沽名之人,驾御虽然省力,恐误事。”对这种官员必须及时调整。雍正把守国法无过错的管理者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清除贪官庸人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备加爱惜的。他常对高管们讲,凡是有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他们有才识有主见而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毛病,但治理国家最终要靠这样的人,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而绝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2、不看资格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中高管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忌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雍正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雍正曾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说:用人选官不能先有成见,以前不行的,经过努力改进,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骄傲起来,也就不行了。雍正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说: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意思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的一向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

    雍正对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大员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果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资历升转。对宠臣田文镜也谈到:朕从来用人,不是全看资格,有时即使官阶级别悬殊较大,也是无妨的。更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3、不要为自己做官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脸色说话,听皇上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尾声

    雍正继位时,诺大的一个大清帝国,国库存银不到五百万两。13年后当乾隆继位时,国库存银已经增长了十几倍,达到了近五千万两。与此同时,通过摊丁入亩等新政,实现了人人平等交税,使税收大幅度增加,却没有增加百姓们的负担,百姓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如果说康熙时代是一个大开大阖的时代,创业打天下。那么雍正时代就是整固的时代,精细化管理,巩固康熙时代的劳动成果,去除积弊,同时休养生息,不扰民,让百姓逐渐富足起来,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强盛。国家强盛了,才有充足的物力、财力面对外部危机。所以,雍正皇帝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打仗就是打钱粮”,斯以为然矣。

    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已经廉颇老矣,大多已经把权力移交给第二代掌门。可第二代掌门如何革弊创新,给第三代打好基础,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看看中国二代皇帝们的管理之道,还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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