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不论会计规则制定机构从用户需求观的会计目标出发对重要性下定义，还是证券监管机构基于投资者保护观界定信息披露的重要性，都得到一致的看法，即将“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或判断”作为判断财务报表重要性的标准。

　　三、法庭对虚假陈述重要性的认定

　　财务报表的编报和审计人员站在财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作出重要性判断是一种事前判断。事实上财务报表的某项或累计错报或漏报是否构成重要性，只有在事后产生争议时通过法庭的认定来完成。因此重要性标准关系到对虚假陈述的认定和相应的民事救济和民事责任制度。具体就财务报表的错报或漏报的认定而言，各国的法律实践都认为至少需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存在错报或漏报；二是错报或漏报具有重要性。在美国重要性标准的形成过程中，法院的判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证券法颁布后的首例财务欺诈大案——巴克雷斯建筑公司案（1962）中，法官裁定巴克雷斯公司发行债券上市申请表中的错误披露是否属于“重大”时，认为“每股收益”的高估15.3%不属于重大错误，营业净收益高估16.5%也不算重大错误，但流动资产和由此计算出的流动比率高估18.8%属于重大性错误。法官的理由是：与公司股东相比，债券持有人或未来投资者对公司资金流动状况高估的关心更甚于对公司收益的高估的关心，尤其对曾发生过资金流动困难和将面临严重营运资金短缺的公司更是如此。法官在判案中写道，“如果正确地陈述了或透露了事实，将会导致一般的精明的投资者推迟或趋向于推迟购买本案所涉及的证券。”

　　在TSC公司诉Northway公司（1976）这一有关委任文件遗漏事实的经典案例中，法院主张：如果遗漏的事实极有可能被合乎情理的股东认作会左右他行使投票权，则应被认为是重要的。TSC案所确定的定义经常为后来的司法判决引用，成为确定虚假记载或遗漏信息是否重大的标准（齐斌，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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