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法规应当防止对公民权利的过度干预。公共领域或者称公共权力和私人领域或者称私人权利，从来就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行使的权力即是公共权力，其最大特点是在于它是由法律赋予的，法律赋予这些机关什么权力，这些机关才行使什么权力，法律没有赋予的权力，它们是不能行使的，否则就是构成“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就是越权；但公民不同，除了法律明确限制的以外，其权利广泛存在。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是对公民权利的基本的方面、起码的权利作出规定，予以强调，并不是公民权利只限于此，凡是法律没有限制的就是公民自由的领域。世界文明、法治的总趋势，是减少、限制公共权力，扩大、发展私人权利，尽量使公共权力保持在最小范围，而使公民获得尽量多的自由。我国近年来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努力简化行政程序、精简机构设置、减少行政审批等，也是朝着这种趋势的。过去的情形就不一样，如以往很长时期，公民出门办事要带很多的证明和文件，否则寸步难行、啥事也办不了。如农民进城打工，除身份证以外，还要有原籍县政府制发的“外出人口务工证”、务工地的“外来人口就业证”、务工地的“暂住证”、雇佣单位的经所在地政府部门批准的招工计划和名额等，没有这些证明材料，是不能在城里务工的。如是夫妻一同外出，还要持结婚证，否则不能一同住房或租房。要获得这么多的证明，就是要经过这么多的审批。甚至于结婚，虽然男女双方自愿，什么条件都符合，但必须经过所在单位批准，开出证明，才能到婚姻登记机关登记。这些都是国家公共权力对公民私人权利的过度干预，公共权力膨胀的结果就是公民权利的被挤压，公民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对于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建设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社会是不利的。现在改革的结果，除了身份证、暂住证以外，其他的证明和批准都不要了，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很大进步。当然，有些必要的审批和手续还是应当要的，如从事餐饮、食品行业的人，必须身体健康，持有卫生许可证。现在各个方面都强调依法管理，要求规范化、正规化，故地方立法中不断地出现“管理条例”之类，所以要特别注意公共权力的不应有的扩大。如民事合同，只要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背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订立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有同志建议：为了防止欺诈，应在地方立法中规定合同订立后应当经过有关部门鉴证。这个建议是不能采纳的，至于合同欺诈的问题，法律已有处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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