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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国企需捅破的“第四层纸”

  来源:互联网  发布时间: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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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不出预料的是,在本月结束的北京两会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几乎未被涉及,这表明企业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话题之一仍然

    不出预料的是,在本月结束的北京“两会”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几乎未被涉及,这表明企业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话题之一——仍然处在“休眠状态”。回顾过往的三十多年,对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我们曾经捅破过三层纸。

    “第一层纸”是“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必须追求的目标”,它是在改革之初就被率先捅破的,允许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的发展,无疑是对这一苏联式理念的彻底扬弃,早期的经济改革也因此被称为是“增量改革”。

    “第二层纸”是“国有企业必须在国民经济中拥有绝对领先的份额”,这层纸捅了很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有经济为主、民营经济为辅”,再到“多种经成份并存的市场经济”,这期间经历了意识形态气氛非常浓烈的大反复和大交锋,终而在1992年前后,此论终告破功。

    “第三层纸”是“国有经济的减少,必将影响社会主义性质”,这层纸是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被捅破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次重要的大会上,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过清晰的阐述:“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这段阐述在1997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其重要性不在于肯定前者,而在于允许后者,正是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下,国有企业从大量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大规模的“国退民进”由此发生。

    接下来的“第四层纸”其实正是这一阐述的前半段文字——“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至今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触及它、论证它、捅破它。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绝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人们都已经切身地感受到,控制重要资源以及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已经成为与民争利的工具,也成为中国产业经济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障碍。其实早在1997年前后,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试图从理论上对此进行突破,吴敬琏在一份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便写到,“增加国有制的比重,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追求国有比重的不断提高,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证政权的巩固……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很显然,在当时的改革环境中,这段论述带有一定的超前性,不过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似乎应该认真的面对这一话题——国有企业是否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性地位,这一地位的保持或丧失,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到底将发生怎样的影响,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到底有没有必然的依存关系?

    这一层纸不捅破,企业改革当然便无从谈起。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第四层纸”的确非常难捅破。因为在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同时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问题,更是一个治理哲学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是“国有企业的故乡”,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齐国的管仲便提出了盐铁专营的政策,他的理念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国有企业,不用向老百姓多征税赋,国库里也会很富足。我们当前的国有企业理论与此并无太大出入。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些思想家对此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反思。比如——

    在宋代,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就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与民将焉取之?”桑弘羊是汉武帝的财政大臣,也是一位管仲式人物,司马光的意思很明确:办国有企业就是与民间企业重新分配利润,民间少了的,就是国企多了的。

    在明代,当过户部尚书的丘浚说,“市者,商贾之事……(朝廷)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为。”意思是,经营商业活动,是商人们的事情,作为政府,只需要制订便利人民的法律,让民众自由贸易,何必要官办什么企业呢?

    在晚清,学者刘师培写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国有企业制度进行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家之手操纵商业”,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国有企业垄断重要产业,是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这一点,一百多年前的刘师培已经看到了。

    在民国,著名的私人企业家荣德生曾给国民政府写信说,“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荣德生此信写于1946年,时值国民政府热火朝天地推行“统制经济”之际。

    这些散落在中国历史中的思想,如萤火般微弱,久已不为人所闻、所论、所识。现在,我把它们一一抄录在这里,仍然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凉风从身后徐徐袭来。

    立在我们眼前的那“第四层纸”,或许真的坚硬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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