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中国人爱做表面文章，他们十分善于包装。多数中国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而且理由越冠冕堂皇越好。哪怕是不义之举，也要尽量做到“师出有名”。毕竟中国人做事，向来强调“名分”二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有名无名，干系重大；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包装之术。

　　中国人的包装艺术

　　很早的时候，中国人的包装手段就十分了得。东汉末期，军阀混战、群雄并起，曹操的实力并非最强，但他统一北方的大业却最顺手，原因就在于他掌握了汉献帝这一张王牌。既然皇帝在手，干什么事情都能假借天子的名义，自然很便当。这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在春秋时期就常常上演，只不过曹操把天子利用得更加充分罢了。另外曹操也很善于作秀。他外出带兵打仗，不小心战马践踏了老百姓的麦田。按照曹操自己颁布的法律，这可是杀头的罪过，曹操当然不能受这个委屈。本来这事就这么过去的话，也无人敢提；曹操却偏要假仁假义，装模作样地要法官给自己定罪，然后弄了个“割发代首”了事。其实要依我们看来，干脆来一个“战马受惊，非干吾事”，把马宰了得了。但曹操既要面子，又舍不得宝马；既想收买人心，又想树立威信；结果演了这么一出，居然把手下唬得一愣一愣的，还顺便理了个发。真是一举三得。后来还有一次，赤壁战败时曹操放声大哭；手下刚想安慰几句，却听曹操哭道：“我哭的是郭嘉郭奉孝啊，如果有他在，必不会使我遭受此败。”几句话使得谋士们一个个面红耳赤、心虚不已。原来奸雄的眼泪，也是用来激励士气的。与其说这是善于包装，倒不如说是擅长“伪装”。

　　当然，论起这一套本事来，刘备也不弱。当年在长坂坡前摔阿斗，傻瓜都能看出这是在收买人心，却让赵云感激涕零了一辈子；后来在白帝城托孤，几句话说得诸葛亮汗流浃背，发誓要为蜀国鞠躬尽瘁。

　　此外中国历史上还常常有这样的事，但凡是权臣要阴谋篡位的，偏偏总会打出一个替天行道的旗号来蛊惑人心，以显得自己名正言顺。例如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本来就是七个藩王存心对抗朝廷，打的旗号却是“诛晁错、清君侧”，可怜的晁错就作了屈死鬼；还有清初的三藩之乱，吴三桂本来是狼子野心、图谋篡逆，他提的口号却是假惺惺地要给南明小朝廷的末代皇帝报仇，光复大明基业，其实那个倒霉的皇帝正是吴三桂亲手绞杀的。可见只要经过一番包装，不管多么龌龊的事，都能变得光明正大起来。但实话实说，此等作为，无非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模糊善变的包装哲学

　　不过像前面这些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遇到的。更多的中国人，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当他的行为蒙受了别人的责难时，为自己找出种种借口来，这也算国人包装手段的一个重要表现。例如，一个人明明违反了既定的管理制度，事后他却往往会这样辩解：“我本来十分尊重制度，但这样变更，完全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谁都会讲。但是真相如何，那就很难说了；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针对上面的话，有人听了也许会表示赞成，替他说好话：“虽然我们的制度略有改变，但这也实在是不得已的。不作一些变更，根本行不通。”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看起来也很像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一般都能得到多数人的谅解。

　　但往往也少不了有人反对，批评道：“明明是假公济私，还要争辩！”这话听起来仍然很有道理，看起来恐怕也不无可能。

　　这样一来，似乎是非就很难判断了。不过，多数中国人深受阴阳文化的影响，时常抱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观念；认为所有事情，无非“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而且“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以致纯粹从“现象”看，很难分辨一个中国人的言行，究竟是真是假，抑或是实是虚。因为“一个因，可能产生两种果”。既然如此，那又当如何是好呢？

　　我们赞同孔子的态度和主张。孔子主张“听其言，观其行”，就是在告诫我们，不可以从表面上去了解一个人，却应该探究他内在的实质意义。言行一致的人，当然要合乎“表里合一”的原则，即使可能是真的，也还需要进一步去追踪，才能证实。

　　为什么这样麻烦呢？原因是有些中国人有一套奇特的包装哲学，能够把不同的东西，包装成一模一样。就算是假的，也可以包装得足以乱真。难怪有人慨叹：“一些中国人很会表面功夫！”

　　我们一直高呼“防人之心不可无”，便是由于一些中国人的这一套包装功夫，相当高明。

　　多数中国人主张随机应变，却反对投机取巧。但是，“随机应变”和“投机取巧”似乎是孪生兄弟，外表长得完全一样，很不容易辨别。

　　任何人的权变行为，如果把它当做随机应变，信手拈来，便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使人不得不信。若是把它视为投机取巧，也能够左采右撷，聚集一大把理由，使人信以为真。有些人的事情之所以常常很难说清楚，恐怕这是一大缘由。

　　有些中国人很会利用这种“模糊不清”的包装，把所有“投机取巧”的行为，都包装成“随机应变”的模样，以求合理化，寻求“自我安慰”。这种自己骗自己的方式，即使只是“暂时骗一下”，也往往会养成习惯，甚至“用骗自己的方式来骗别人”，配合一些中国人因碍于面子而不喜欢当面揭穿骗局的习惯，一路骗自己又骗别人，乐此不疲。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实在是自欺欺人。

　　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对自己的行为，不论是随机应变或者投机取巧，一律包装成随机应变。万一被识破，便大呼“冤枉”，大喊“倒霉”。

　　有些中国人，因为总是操持着骗自己也骗别人的心态，因而对别人的行为也常常一律视为投机取巧。这样一来，一样的包装，却导致两种客观效果。这也许就是我们成天吵吵闹闹，很难达成共识的主要障碍。

　　有些中国人善于用“情”来包装自己，而且变幻无常，相当“不明确”而又“不确定”。

　　中国式包装的拆解

　　要破解某些中国人的那套包装功夫，最好的办法，就是孔子所说的“直”，也就是中国人最喜欢自夸的“正直”。“直”有一层涵义，孔子认为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不赞成“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而儿子亲自去做证”，却倾向于“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也替父亲隐瞒”。 这就是《论语》里面著名的“子证父攘羊”的典故。而其子“大义灭亲”的举动，并未得到孔子的赞许，似乎有悖常理。不过，由此也可见中国文化伦理的微妙之处。

　　孔子指出“人之生也，直”，表明一个人的生存之道，便是“正直”。如果不正直而居然能够生存，那可以说是侥幸的。君子心里坦然宽广，就是不论你怎样包装，我都以正直的心态来对待。

　　所谓“正直”，应该是“顺道而行，顺理而言”。任何人希望做到真正的正直，首先要“正名”，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父亲的要善尽做父亲的责任，扮演好做父亲的角色，像一个父亲的样子。子女也要善尽做子女的责任，扮演好做子女的角色，像一个晚辈的样子。这些不是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双方面的尽责。儒家所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一套伦理准则，便是很好的体现。在这个基础上，也要同时严格要求自己尽责，而对别人是否尽责应该稍为宽谅一些，才能够消灭怨气，

　　大家相安无事。

　　要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不是不守法，而是既为人父，就应该善尽父责，替儿子隐瞒；既为人子，也应该善尽子责，替父亲隐瞒。说穿了，父子有一方违犯法律，自然有人会告发、会作证，根本用不着父或子来做这些伤害父子感情的事。最后是非自有公证，而父子感情如旧，便是“在圆满中分是非”，这才合乎中国人的道。

　　至于“顺理而言”，则是“可以说才说，不可以说就不说”，并不是单纯的“我有话要说”。 “直”不是“有话直说”，而是“应该说的，要说得有效；不应该说的，暂时不必说”。凡是有害于“正直”的话，那又何必要说呢。如果什么话都说，叫做“口没遮拦”，这样的人谁都害怕跟他打交道，他无论到哪里恐怕都不会受欢迎。

　　因此，了解中国人的行为，明白中国式解决问题的功夫，顺着中国人的道理而调节自己的言行，不论别人如何包装，都将无所遁形，自己也将达到无忧无惧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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