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之前，有一场著名的争论。主张变法的商鞅和反对变法的甘龙、杜挚吵得不亦乐乎。商鞅当然要大讲特讲变法的好处，反对变法的甘杜二人自然要陈述变法的危害。商鞅的理由，紧扣“富国利民”的主旋律，得到秦孝公的高度支持，甘杜二人的反对意见，则主要陈诉变法的弊端。甘龙的理由是消极性的，强调不变法可以“不劳而成功”、“吏习而民安”。杜挚的理由是算计性的，强调“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史记。商君列传》）。多少年来，教科书都是把甘杜二人作为“反动派”来批判的，说好听一点也是“保守派”。但如果从管理学角度看，难道反对、保守就没有一点道理？　　实际上，甘杜二人有点冤枉，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价值观上敌对变法，而是出于利害权衡的角度不赞同变法。“敌对”和“不赞同”在含义上是有区别的。但在中国古代，不赞同就等于敌对，所以，甘杜二人就万劫不复了。如果以现代眼光看，甘杜二人充其量只是提出质疑，并不公然抗拒。由此，我们不妨得出一个推论，能否区分敌对与质疑，是现代社会同古代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那怕把这种不赞同叫做反对，也没有到公然颠覆秦国政权的地步，所以，在可以妥协的政治体系中，这是能够容忍的争论。　　从管理学角度看，这一争论还可以继续剖析。变法当然要进行利害算计。古人没有那么精确的计算水准，但商鞅能够说动秦孝公的地方，就是展现出变法有可能带来的丰厚收益。而作为变法的倡导者，商鞅没有列举变法需要支付的成本。但毫无疑问，收益是大于成本的，否则，秦孝公岂不是成了傻瓜？问题在于：即便变法的收益大于成本，它是否划算还需要再斟酌。　　甘龙的算账法同商鞅不同，他没有说收益，而是仅仅看支出。假如收益不变，那么，一动不如一静，须知要改变习惯，也是需要巨大成本的。变法肯定要增加成本，包括有形的、物质的成本，也包括无形的、精神的成本。甘龙对这种成本增加的强调，看似同商鞅相反，实际上思维逻辑是一致的，不过是一个消极一个积极而已。商鞅只看收益，甘龙只看成本，正好是同一思维的两极。　　杜挚同甘龙、商鞅都不一样，他所进行的，是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这种算账逻辑，同现代的边际收益思路吻合。不过，杜挚要求的边际收益显得过高。收益不超过百倍就不能变法，收益不超过十倍就不能易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能不能这样考量？　　当然，古人说的数字和比例，往往是虚指，只是一个相对数量的比较，当不得真。如果变法精确到真有百倍的收益，那么恐怕不止商鞅，杜挚自己也有可能站到支持变法的行列。他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夸大其词以强调其衡量准则，另一方面是通过比例变化突出隐性成本问题。在杜挚看来，变法比易器的隐性成本要大得多，百倍和十倍的差别概因于此。而如此强调变法的隐性成本，正是值得今日的管理活动关注的。　　在企业管理中，我们往往会在制度变化、管理措施变化。乃至生产流程变化、设备技术变化等问题上，在变与不变之间彷徨踌躇，其中也少不了算账比较。然而，比较常见的通病是，主张变化时往往看重变化带来的收益，主张不变时往往看重不变省下的成本，多数情况下对于隐性收益和隐性成本估计不足，所以难免产生判断偏差。而这种判断偏差又会导致连锁效应和放大效应，把预期的划算变成现实的不划算，一旦不划算出现，就会想着如何解决这种不划算，其后续反应不是硬着头皮向前变，就是心生畏惧向后变。管理实践中的变革过于频繁，就像烙饼，火力过猛，翻动过快，外表烤焦，里面夹生，正是这种变革不当造成的。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变革没有在抵消成本后带来明显的收益，没有形成变革后较为长期的稳定局面，那么，这种变革从成本考量上就值得质疑。　　以此观之，商鞅变法的争论，很值得当代人们思考。这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寻求经验积累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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