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复一日的重复流水线，看不到未来的升迁制度，崭新却冰冷的工业新城，站在大货车来来往往的国道边，看不到生活原本的烟火气，只有资本正在此地高歌猛进。站在富士康门口的工人，只是这座快速运转的城市中一个最小的黑点，也许只有借助山寨手机刺耳的音乐可以在这个滚滚向前的工业巨轮前发出一丝对抗的声音。

　　站在昆山富士康吴淞江厂区（下称“昆山富士康”）的围墙外往里看，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这像一座大学。巨大的白色工厂区与通常的教学楼相似，墙体略带红色的员工宿舍楼成片排列，其中还夹杂着食堂和活动中心，与大学里的学生宿舍区并无二致。

　　实际上，昆山富士康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厂区共有员工50000多人，占地2500多亩。它还有另外一个“第一”的称号——全球个人计算器连接器第一大厂商。

　　和世界上所有大学都不同的是，这里的员工宿舍楼每一层阳台外都装满了防止员工坠楼的防护网，远望去白蒙蒙一片。

　　8月4日凌晨3点左右，23岁的女工刘敏（化名）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新装不久的防护网的虚弱。当她从一幢宿舍楼的三楼阳台坠下时，花费巨资修建的防护网像蛛网般瞬间撕裂，刘敏继续下坠，跌至地面。随后，她被送到附近的昆山中医院，经抢救后宣告不治。

　　这是自富士康集团宣布加薪并迁移工厂至中西部地区后的又一起员工坠楼事件。这家在风口浪尖上的公司在深圳工厂发生员工连续事件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工厂迁徙、加薪、安装防护网等等。

　　但在刘敏落地的一刹那，这一切显得如此无力。

　　改进措施条条落实

　　刘敏，江苏徐州人，今年3月22日刚刚入职昆山富士康，主要从事简单的塑胶垫片包装工作。据初步了解，死者生前性格开朗活泼，坠落原因有待警方调查确实。

　　实际上，只要刘敏再等两个月，她的底薪就会和其他同事一样，从1120元人民币涨到1500元人民币。这是富士康在继深圳工厂加薪后，在昆山厂区也开始推行的加薪政策。

　　一名员工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昆山富士康的厂中，师级（员工的层级划分）以下的加了30%，师级1、师级两个级别差不多加了600元。这样的话，每个月会有2000多元的总收入，“去掉800块钱左右的生活成本，还能有1000块钱寄回家去。”

　　而且，虽然“装配线上累得很”，但是厂区内连续加班已经不多了。有些作业线上白班要加2个多小时，夜班加1个半小时，但也有很多都是“标准22天8小时”，员工反而开始抱怨“没得加班，挣不到钱了”。

　　至少表面看上去，在这座外面看上去酷似一座大学的工厂区，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员工们也表示厂里的心理咨询热线也在正常运行，可以随时拨打。在深圳多名员工相继跳楼以后，富士康集团对于公众所做出的承诺，逐一数来，在昆山这个厂区也算得上是条条落实。

　　严格和封闭的工厂

　　傍晚6点多，下班时间，厂区西门的工人开始逐渐涌出。很多人已经脱去了清一色的白色制服，有的男员工穿着背心，边走边把手里的山寨手机音量开到最响，各种音乐在炎热的傍晚肆无忌惮地嚣叫着。

　　这些工人的脸孔和下课时间涌出学校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都有着20岁左右单一的青涩。但是不同于那些脸孔慵懒放松的大学生，这些工人浑身都散发着一种异常明显的宣泄的渴望。这种宣泄渴望并不完全等同于青春期通常应有的情感焦虑，还有着在这个繁复紧密的工业时代个体被碎片化、原子化后面临的某种压抑。这些压抑和焦虑统统伴随着各种山寨机在傍晚的空气中撕吼成一片。

　　这是这座工厂看似大学但又与真正的大学有着天壤之别，即使外在一应俱全，但其内在却始终流淌着严格和封闭的血液。直到现在，富士康的厂区仍然对所有外人都保持封闭，没有证件不能随意出入。即使是前来应聘的，都不能自行前往，需要有内部人士来门口统一带领进厂。就像其宿舍楼外蒙着的白色防护网一样，富士康在外界看来仍然是一片迷蒙。

　　除了空间上的与外界封闭以外，最让员工感到无力的是其中等级分明的级别制度。从底层员工开始算，要经历“不铨叙”、“铨叙”、“员1”、“员2”、“员3”，才能到师级，而师级还有从师1到师14不等。“如果没有大学文凭，就算干100年，也到不了师级。”一位富士康的员工说。

　　日复一日的重复流水线，看不到未来的升迁制度，崭新却冰冷的工业新城，站在大货车来来往往的国道边，看不到生活原本的烟火气，只有资本正在此地高歌猛进。站在富士康门口的工人，只是这座快速运转的城市中一个最小的黑点，也许只有借助山寨手机刺耳的音乐可以在这个滚滚向前的工业巨轮前发出一丝对抗的声音。

　　进退失措的青春

　　新一代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个体身份认知最严酷的考验，他们从农村寄希望而来，却在城市边缘附于冷酷的流水线而生，回头望却或因城市化进程而造成的土地消失，或因自身已经远离太久而无法回归故土，而面前冰冷巨大的城市又无隙可钻。大量的年轻一代用自己的青春推进工业化转速加快，自己却进退失措。

　　富士康的工人们也许很少想到，这个城市崛起所带来的各种公共服务娱乐设施等等，皆因他们的贡献而得以发展，却很少有人参与共享了城市进程所带来的好处。在富士康继续向中国内部西进或者北迁之时，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企业、社会、政府的联手根本解决，那么各种现有的措施仍然会像刘敏身下的防护网那样一触即溃。

　　富士康的大门前，每天仍然都等候着面试的年轻人，然而他们将接受考验的，远不只是面试的几道题。

　　北上和西进无法终结富士康悲剧 重构企业价值体系和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对员工付出爱和关怀并不会破坏管理者的形象，相反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愿望，使企业更快地奔向成功。当然，也更能减少悲剧的发生。

　　8月5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河南郑州举行盛大招聘会，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而就在前一天凌晨，富士康集团江苏昆山厂区的一女工从宿舍楼跳下，坠入防护网，跌至地面，后不治身亡。

　　这是继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曾连续发生“十二跳”事件之后，又一起令人痛心的跳楼事件。本报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这已不是昆山工厂发生的第一起跳楼事件，在深圳龙华工厂连续跳楼前，昆山工厂也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是未被重视和曝光。

　　一边是求职者涌进富士康，另一边是富士康内部的员工用逃离生命的方式逃离这座“围城”。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中国与富士康已经构成为一对‘纠结体’，中国离不开富士康——近千亿美元的制造出口能力和百万就业机会，富士康也离不开中国——到哪里寻找如此价廉物美的劳工资源。可是如果以青年工人的鲜血作为这一‘纠结体’的润滑剂，却是反人类的。发展固然是硬道理，尊重人权却是天理。GDP再大，也不能比天大。”

　　为了摆脱员工跳楼阴影，焦头烂额的富士康也做了大量努力。除了调查、加薪，人们看到富士康上半年的重要动作是从深圳撤离，大规模迁往内地。“去深圳化”似乎成为富士康摆脱上述阴影的重要方式。

　　由于持续上涨的成本原因，深圳富士康早在2006年就计划搬迁至内地。但是跳楼事件使得这项开始于4年前的计划在2010年上半年“超速”在运作。据说手机事业部、电脑配件等被要求在一至两个月内搬往烟台、武汉等地。现在，富士康从沿海到内陆地区的布局已全线展开：昆山、郑州、烟台、天津、重庆等多个城市，均成为富士康棋盘中的重要棋子。

　　然而富士康的悲剧似乎不是靠北上或西进就能解决的，吴晓波在微博中指出。

　　在新的工厂招工中，虽然富士康已将员工的心理素质纳入了重要的考核指标行列，面试时将有专业心理咨询师与应聘者进行面谈，以了解其心智是否成熟健康，从而决定是否录用。但昆山跳楼事件的发生，让人意识到，如果在富士康中，员工没有心灵的归宿感，如果企业的价值管理体系不发生改变，悲剧难以杜绝。

　　不容置疑的是，领导者在企业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价值观和他建立的价值管理体系应该能够扮演心灵看护和救赎的角色。然而让人质疑的是，郭台铭在富士康企业文化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

　　在郭台铭语录中，“独裁为公”、“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管理”属于常见语汇。代工业的行业利润率下降不是秘密，富士康的效率和利润来源过于倚重对于员工人力成本的压缩和控制已不是秘密。2009年年报中，富士康国际的员工数量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支出却同比减少28%，人均成本更是同比减少了34%.

　　一个故事或许能给郭台铭在重新建立企业价值体系的时候参考。

　　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来一阵冷风，想吹得行人把大衣脱掉。寒冷的风凛冽刺骨，冻得行人直喊冷，结果把身上的大衣越裹越紧。而南风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因为觉得春意上心，心里暖烘烘的，始而解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

　　郭台铭的富士康中崇尚军事化管理，总习惯于用阴沉的面孔和严厉的语言对待员工。这样或许能体现管理者的强大和有力，能迫使员工们一时完全屈服于管理者的 “威严”，按照管理者的命令亦步亦趋。也许最终员工们暂时妥协了，但富士康将付出更多代价之后，收获的将是更多的反对、抱怨和消极应付。

　　实际上，比严厉更有力的“武器”却是像南风一样的爱、关心和尊重，也就是让人们感到温暖。倘若富士康领导者和管理者在管理中运用“南风”法则，尊重和关心下属，以员工为本，多点人情味，定能使员工真正感觉到领导者给予的温暖，激发工作的积极性。

　　倘若富士康中能建立互助互爱、相互尊重的价值体系与管理体系，必定将更有利于同事之间的合作，领导与员工间的沟通，更有利于提高彼此的工作效率，共同提高绩效。对员工付出爱和关怀并不会破坏管理者的形象，相反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愿望，使企业更快地奔向成功。当然，也更能减少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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