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深圳富士康连续发生了十二起“跳楼”事件，一次次的自杀，在拷问着生命的重量。他们，在本应该是青春阳光、激情四射的花季里，为什么“前仆后继”地选择了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把这种自杀归咎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机械式生活所带来的阵痛。这些群体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更大程度地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等问题。顺此下去，我们可以探寻“十二连跳”的多重诱因。

　　首先，富士康的运营模式。富士康采用的是现代企业的“金字塔式”管理方式。从董事长到部长，从部长到科长，从科长到组长，一层一层的递进式管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君主式”庄园。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把这种编号编码的管理追溯到军事化管理，大大小小的“君主”通过繁杂冗长的制度进行“规训”，进行“惩罚”。同时，富士康的“基本工资+奖金”的付酬模式，打造了“争先恐后”加班的直通车，大家都“愿意”加班。因为，可怜的基本工资，让这些没有经历父辈那样的万般苦难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满足享受都市文明的欲望和追求。

　　其次，经济高度发展后的阶层分化。深圳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社会阶层急剧分化。这些来自农村的80后，面对灯红酒绿的都市诱惑，也许不停地涌喷出“融入其中”的冲动。可悲的是，经济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却没能眷顾这些曾经充满理想与活力而拼命努力的年轻人。尤其是跨入20岁之后，这些人要面对不仅仅是活下去的问题，还有婚姻甚至养家的问题。而对于这些群体来说，最大的现实就是没有钱。没有钱，婚姻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妄想。这种妄想的结果，就是远离梦想的都市生活，进一步就会选择离开，甚至是离开人世。

　　最后，教育价值功能的偏颇。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抛弃生命比忍辱苟活要好得多。与此同时，自杀也被认为是一种抵抗。这种价值导向，自小就长在了我们的骨髓里。而进一步来说，这些80后成长的背后，是苦难磨炼的缺失。除了书本的知识，我们没能在学校中给他们创造更多面对挫折的历练，以至于一旦碰到问题，就用生命的抵抗作为对境界的追求。

　　十二连跳带来的悲剧，是令人沉痛的。他们并不是真的不愿意活着，他们彷徨在命运的岔口，消沉而低迷，最终以彻底拒绝生命和否定厄运来表达出对好的生活的渴望和认同。他们所向往的好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无论怎样回答，流走的生命已无法去经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减少这种流走，累叠好生活的空间，增加生命的重量。在“死者为归人”之后，莫让“生者为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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