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它是否真的就能用数字来表示？量化后的权力真的能遏制腐败吗？即使能，遏制腐败就足够了吗？我对此表示谨慎的怀疑。

　　今年5月，河北省邯郸市全面启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机制。目标是，通过两年时间，使全市行政权力的行使逐步做到行为规范、运行公开、结果公正、监督有力。（中国青年报，8月8日）几个月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该市权力被透明到了市长拥有92项，副市长拥有从6项到27项之间不等权力的局面。被清理后的行政权力，开始登记、编制职权目录、绘制职权流程图，报批待审。市级机关2000多项行政权力都有这样一个流程图，让前来办事的市民一目了然。

　　权力量化，相比较于权力闭塞模糊毕竟有所发展，邯郸此举体现了政府对加强执政能力、提高办事效率、防止权力腐败积极的思考和勇敢的探索。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仅仅对一个限制权力的产物注以极大的兴奋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特别是对于政治制度而言，我们很难预料它们的发展轨迹就是我们预设的轨迹。

　　托克维尔说，权力是人对付人的唯一手段。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莫不是从权力始。从人的本原上说，人都希望获得某种权力，借以获得适者生存的力量。不管邯郸的一正七副八位市长的权力细化到何种程度，我们都无法否认他们仍然拥有一个地方最集中、最核心的政治权力，只要维系这些核心权力的制度不变，那么，将权力细分为诸多项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群众从细分的权力中有没有得到更多的实惠，是不是解决了更多的问题？

　　由于群众反映困难不是以量化的权力分管为出发点，更不是直接诉诸行政长官。作为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或是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他们的权力进行量化，只是管住了大头，只是遏制了一个很小群体的权力使用。更突出的问题在于窗口人员、接待人员、巡查人员等广大办事的机关人员，他们直接与群众发生关系，直接体现着政府的执政理念。所以，群众有没有得到更多实惠，是不是解决了更多问题，关键还是看广大机关人员在细分权力中改变了多少。如果仅仅是市长的权力明确了，而广大机关人员仍纹丝不动，结果只会是以他们为中介的质询、反映或者寻求解决方式的群众继续的失望。

　　事实上，恰恰是这些基层机关人员对权力垂涎更甚。他们凭借自诩的优越感，或是在政府部门供职的上等人意识，把为群众服务当成了索要威权的场合。社会和谐度不是靠一个人的行政长官同民众群体产生联系体现的，而是我们整个国家广大的政府人员同民众群体产生联系体现的，群体与群体的广泛交融才能体会社会的和谐。这也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

　　所以，此次量化权力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借此提高广大机关人员的办实事能力，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从普遍的机关服务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而且前者比后者更加重要，因为后者毕竟只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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