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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凤——集权式的管理方式
王熙凤接受了贾珍的邀请,在秦可卿治丧期间协理宁国府事务。一上任,她首先清点了宁国府的帐务,而后召集大家开会,会前她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就职演说:“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诸事由得你们。再别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么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然后她开始分配任务并规定作息时间,一切井井有条。她之所以采用如此强硬的措施,除与她的个性相关外,还因为她总结出宁国府存有“五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诿;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管束,无脸者不能上进。”后面她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都是针对这五大弊病。她开始按岗定编,强化监管。其间一个小丫头来迟到,她毫不留情的惩罚。并且她本人也严格的执行了自己制定的政策。这为她令行禁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宁国府的面貌立刻改变了。宁府上下“具各兢兢业业,不敢偷安”。她的这套管理办法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王熙凤的管理是一种集权式的管理方式。集权式管理的优点在于能够利用权威提高效率、可以统一管理,可以精确掌握每个人的状况,其缺点在于每个人都没有自主权,缺乏创造性。
从激励措施上,她采用的是一种单一的反向激励的措施。反向激励即“负激励”,是对某种行为给予否定或惩罚,使之减弱、消退。这种激励方法认为,做好工作是应该的,是分内的,作不好就要受到批评甚至惩罚。比如仆人按时来被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奖励,而迟到了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激励机制下人们由于不想受到惩罚而努力工作,是被动的。人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完成任务,应付差使,不会做额外工作,即使是分内工作也是能过关就行了。
这种激励和控制的方法,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比如为了实现一个短期的明确目标,面对的却是较混乱地群体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就是为了给秦可卿办丧事,而不是为了宁府的长治久安,此时这种管理手段就成了很好的权宜之计。在企业中,比如企业临时接到一笔订单,招募一些临时工作人员,这时在管理上可以采用集权的方式,在激励和控制的手段上也可以适当‘极端’一些。
要实行这种激励和控制方法,有诸多的限制条件,比如管理者要有绝对地权威,被管理者必须处于弱势地位等。在军队中实行的就是集权,这样可以更加迅速准确的执行命令,但若想在企业中实行就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了。那需要做进一步的改进。
薛宝钗——以人情为本
薛宝钗的管理思路,是和探春的管理模式相比照而同时出现在一个回目里的。表面看她似乎是基本赞同探春的,只是略有分歧而已。
实际上,详加剖析,便可发现二者的管理思路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宝钗的管理是一种“动之以情、晓之以利、以人情为本”的模式,她注重的是人情,是人际关系。宝钗以圆滑乖巧、谙熟人情世故而著称,作为封建传统的卫道士,她深知“识时务者为俊杰”,作者用“时宝钗小惠全大体”一“时”字(注:有的版本为“识”、“贤”字)来形容宝钗,便是对她最准确的评价了。
的确,正因为宝钗识时务、重人际关系,方得贾府上下人的欢心。宝钗是贾政、王夫人等传统文化的发言代理人,我国几千年传统观念就是以人情为重,无论时间与空间,无论局部与全局,都无一例外地会结成一张无边无际的人情网,每一个社会人都很轻易地就困在网中央,若欲挣脱则只会“愈陷愈深愈迷惘”,路也会“愈走愈远愈漫长”。
宝钗正是基于对传统观念的深刻认识而强调“以人情为本”的人情式管理。而相对应的,探春兴利除宿弊的改革,正是因为触及了人情网上的某些关键性结点,蔑视了传统人情网来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从而触动了封建传统管理体制的要害,因而其改革的结局以失败而告终也就不足为奇了。
宝钗在阐述自己的管理思路时,强调不能失了大体统,在第五十六回短短几段话里,她只是围绕着这一点来展开,先是以“虽是兴利节用为纲”之言表面上赞同探春的主张,随后则很快道出了其真正动机,“然也不可太过,要在省上二、三两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象。……这庶几不失大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并进而劝说料理园子的仆妇“……大家齐心顾些体统。……何如自己存些体面……”等文字,无一不体现出她传统思想。
一是维护旧有体制;二是要保全体面。中国人历来都把所谓的“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宝钗看来,探春改革省下“二、三两银子”事小,而“失了大体”则事关重大矣!她支持探春也只是因其管理模式让承包者有利可图,可笼络人心,其余则按她自己的管理思路来施行,也就是“全大体”的“以人情为本”的人情式管理。
这正迎合了贾政、王夫人的心理:贾政可以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往死里鞭笞宝玉;王夫人也可以为了股权自己的面子而逼死金钏屈死晴雯;宝钗又何曾不是为了顾全王夫人的面子而说违心的话呢,为了不使“那起小人连我也看小了”而拒绝了探春、李纨对莺儿娘的委派呢?!
如果探春主张的“开源与节流并举”,“欲行其令,先正其身”等管理思路,最终导致出多进少,“外面的架子虽未曾倒,内囊却也尽上来”的那下世的景况来,那时的贾府才是真正的不体面呢!
再看李纨探春平儿议及让“跟宝姑娘的莺儿他妈就是会弄这个的”而要让她分管院里花草时,宝钗怕连带自己,道:“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个闲着没事办,这会子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人连我也小看了。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个诚实老人家,他又和我们莺儿的娘极好。…有人说闲话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如此一行,你们办的又公道,于是又妥当。”
表面上看她举荐的是一个与己无挂碍的人,未予贾府上下等人话柄。岂不知,她所推荐的老叶妈是宝玉的小厮焙茗(即茗烟)的娘,她这种间接的人情做得更绝
妙更隐蔽。贾府上下人等,包括凤辣子在内,都在贾母、王夫人之前竭尽奉承宝玉之事,宝钗又何尝不是?只是她手段更为高明矣!此处她使的是“一石多鸟”之计:此行一则顾全了自己的体面,二则笼络了丫环莺儿的心(因茗烟的娘是莺儿的干娘),三则赢得了众人的敬服(不任人唯亲),四则也趁机让宝玉高兴一番,宝玉焉能不因小厮的娘得此美差而心下感激宝钗呢?
此外,宝钗的管理模式掺和了平均主义的思想,必须强调是平均主义,即一种“吃大锅饭”式的平均,而有别于探春的公平意识。当探春论及承包园子年终归帐时,宝钗认为承包者年终不必归帐,其原因都是担心“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
这即是一种典型的怕得罪人的心里以及平均主意识的反映,这个和她是亲戚的外人身份有所联系,宝钗担心的是年终归帐时入帐多寡不均会导致承包者之间、承包者于贾府之间的矛盾,从而节外生枝。
又如在论及年终利息分配时她提出:“如今园内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并进而指出要让承包者“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馀无馀,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这些园中的妈妈们。…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利息,也是分内该沾的”。在她看来,利息均沾是理所应当的,但她却忽视了利益均沾的平均主义恰恰是建立在对承包者的不公平之上。
当然,宝钗之所以提出平均分配方式,是因为她深知“不均”的危害,“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顾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你几枝花儿,他们有怨还没处诉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照顾了。”处处体现了平均主义的思想,这种建立在不公平基础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其根本目的在于平衡人际关系。
中国传统历来如此,宝钗深知不均之隐患,故而提倡以均制衡,处处都有“大锅饭”的烙印。究其根源,正是宝钗“以人情为本”的管理思想在起决定作用。
贾探春——责权利相结合
贾家三小姐的管理才能,作者安排在第五十五及五十六回,并且是在“凤姐儿因年内年外操劳太过……不能理事”,王夫人“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而“李纨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纵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只说过了一月,凤姐将养好了,仍交给他”之背景下走马上任的,后王夫人“又恐失于照管,特请了宝钗来,托他各处小心”,为后一回贾、薛二人在管理思路上的分歧伏了笔。剖析探春的管理模式,体现了以下几种管理思路:
其一,体现了公平的思想以及“欲行其令、先正其身”的管理意识。所谓公平,即公正平等,不夹带任何私心杂念。且看探春刚登上“议事厅”宝座,就碰上她舅舅赵国基的丧事赏银问题,但她并不因为母亲赵姨娘的软硬纠缠及亲娘舅的丧礼而徇私违例,也拒绝了凤姐给她便宜行事的方便而坚持依例开发赏银,体现了不徇私情的公平思想。同时,她也不因为宝玉、贾环为亲兄弟,贾兰为亲侄儿而对他们网开一面,而是照样“就势作法开端,蠲免了他们学里重叠使用的银钱;并且,据平儿看来,探春”正要找几处利害的事与体面的人来开例,作法子镇压,与众人做榜样“,由此更可进一步看出其公平的思想。
古语有训,”欲行其令,先正其身“,探春深知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公平是效率的保障,只有秉公执法办事,一视同仁,而不是厚此薄彼,才能达到提高管理效率之目的,故而她行此两件事,便为日后众人不仅口服而且心服奠定了基础。
其二,体现了节流与开源并举的理财思路。家政理财只节流不行,还得广开财源;而只开财源不节流也不行,必须开源与节流并举。探春的节流举措表现在对一些重叠费用的蠲免,如宝玉、贾环、贾兰学里使用的银钱,她明察秋毫地指出“怎么学里每人多这八两——原来上学去的是为了这八两银子!从今日起,这一项蠲了”;又如姑娘们的每月头油脂粉费,探春“因此心里不自在,饶费了两起钱,东西又白丢一半,不如竟把买办的这一项每月蠲了为是”。
在倡导节流的同时,探春还受赖大家小园子的启发,提出开源的措施:即变大观园为生产园,将园子承包给园中的仆妇收拾料理,从中获取一些收益。“开源与节流并举”正是贯穿于现代企业理财和家政理财的基本管理思路之一。
其三,体现了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管理思路。探春将大观园承包下去时,采取的是责权利相结合的方式,即:任之以责,放之以权,动之以利。“任之以责”表现在承包大观园时责任到人这一安排上,她认为“不如在园子里所有老妈妈中,拣出几个老成本分、能知园圃的,派他们收拾料理”,“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放之以权”表现在不过多限制承包者,实行经营权力下放,类似于现代经济领域内的“两权分离”,即如原文所说,“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动之以利”表现在“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馀者任凭你们采取去取利,年终算帐”,“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中园中辛苦”。这一承包方式采取后,其效果是比较显著的,正如探春所归纳的,“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也可借此小补,……;四则也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
探春此举连重孔孟之道轻利之宝钗、尚德不尚才之李纨以及凤姐平儿等都衷心支持,而家中仆妇则更是一片“欢声沸腾”。足见“责权利相结合”的承包方式具有一举多得之功效的。从现代理财观点看,此方式可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由于有利可图且取利合理,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由于责任到人,可以避免人浮于事、推诿责任之现象发生;由于经营权下放,可促使各项人才物力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其四,体现了“任人唯能不唯亲”的人事管理思路。探春在议及承包大观园时,认为“这一个老祝妈,是个妥当的,况他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要与他。这一个老田妈本是种庄稼的,……,也许得他去再细细按时加些植养,岂不更好?”此为典型的“任人唯能不唯亲”。
再如议及园里花草无人管理,平儿提出由莺儿的娘来管,而宝钗则因莺儿是自己的丫环,怕殃及自己而予以反对并荐焙茗的娘时,李纨平儿都同意,唯独探春不同意,她认为“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呢。”实际上探春的言外之意在于:既然莺儿之母有这方面专长,何不竟直接委派她?何必要像宝钗因避嫌疑而任人不唯能呢?甚至至于为了寻求平衡人际关系而不唯亲呢?此处似乎是要告诉大家宝钗是“任人不唯亲”的主张者,的确不少读者也误以为如此,实则宝钗只是出于自己的体面考虑,正如她自己所说,“这会子我弄个人来,叫那起人连我也小看了”,后文分析宝钗的管理模式将会详细论及。
作者借探春之口来言此管理思路,借探春之行来行此管理模式,可见作者对这种管理模式是赞赏的,因探春是作者所称道颂扬的少数几个“脂粉队里的英雄”之一;再看回目用的是“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其褒扬之意溢于言表,表明作者也认为只有采取这种管理模式才能“兴利除宿弊”,但在贾府,由于传统势力对旧有体制的维护,探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作者不忍心伤害他所欣赏的女中豪杰——敏探春,因而他并没有直写探春管理模式的失败,而是通过王熙凤之口间接说出,相信每位红楼读者均已一一品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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