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者的众多反馈中，《关于“国进民退”和“中国模式”的讨论缺少不同的声音》（以下简称《声音》一文）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正如我在采访中提出的问题那样，的确“存在一个死结，最有动机进行产业升级的竞争性行业的民营企业，由于竞争不断恶化而没有升级的能力，而有能力升级的外资、国有企业则坐收垄断利润”。如何理解规模化，应该是一个关键。

    毫无疑问的是，百年来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现代企业在股份制基础上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最终的寡头化。但这与中国正在经历的国有经济全面侵占民营经济的局面完全无关。

    首先，现代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狂妄的国有资产事实拥有者、管理者与经营者，都不敢说自己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只能留有余地地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目标之一。国有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巨大鸿沟，体现在主体缺位、委托代理关系不明、分红权责不清，这些无不是反现代企业制度的。而这种对“百年以来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成果”——即现代企业制度的违逆与抗拒，恰恰是作者笔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国有企业的本质。这一本质决定了，国有企业缺乏资本意志，或者说，缺乏在市场竞争中谋利的资本意志。而追求权力的垄断利润的反市场意志倒是一点不缺。

    其次，应当关注的是“百年来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所指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寡头化”的过程，即这个“化”字，与国有经济全面侵占民营经济版图的过程是否相同。国际经验表明，所有国有化都导致效率下降，而国际上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寡头化，都是竞争的结果。《声音》一文的作者对国有企业的基本性质以及对“规模化、集约化、寡头化”过程的模糊理解，让他为我国产业升级之路指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

    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民营企业在恶性竞争中不断被边缘化，源于国、民的权力二元结构。其一，正是由于处在资源垄断地位和具有产业链上游优势的国有垄断企业剥夺了民企的大部分利润，才导致民企难以完成积累。在国企、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中，民营企业只能向农民工的微薄收入下手，导致其生存环境日益狭小；其二，由于政府对民间金融的严格控制，勒紧了民企融资的喉管，导致民营经济无法获得金融资源整合进而发展、壮大。可以说，正是因为国有垄断企业与民营资本的权力二元结构的存在，才导致民营企业的竞争环境不断恶化，进而导致外来工的处境日益恶化。这个问题，邓爷爷有清楚的指示，是必须解决的：“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如果《声音》一文作者真如其自称的那样参与过企业融资的过程，本应不难发现民营资本在信贷中如何受到歧视，作者认为黄光裕是一个难得的企业家，但相信作者不会忘记他现在已经成了“黄光狱”。由于正规信贷途径匮乏，江浙一带本来盛行以民间借贷作为补充渠道，但自吴英被判死刑后，地下钱庄的资金链濒临断裂，种种现实无不说明，政府正在用前所未有的压力，对民营资本的融资空间进行紧缩。

    《声音》一文作者指出，只有形成规模经济，才能进行科研投入并提高工人福利，这一看法非常正确。但这里“形成规模经济的企业”被奇妙地转换为了“国有企业”，但现实无疑是残酷的，国有企业从来就不打算进行有市场潜力的科研投入，也不打算对公共技术平台进行投入，倒是愿意给国企在编职工更高的薪酬和福利。可是与国企在编职工共存的还有“聘任人员”，这些人的收入非常微薄。这一现实告诉我们，即使在国有企业内部，也存在着权力的二元结构，这又如何能配合作者的评论中“只有国有化才能加强高资本投资、升级产品结构、给予员工更高薪酬”的画饼？

    在这样的背景下，《声音》一文作者居然主张经济发展不能等，国进民退是市场选择，这完全与眼看一个被禁止进食的拳击手被脑满肠肥的对手打得头晕脑胀但不思斥责裁判不公，而为获得偏袒的选手喝彩，并且大呼这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是市场的选择一样。

    至于作者所怀疑的关于“国进民退”和“中国模式”的讨论缺少不同声音会让“其效果与体制内媒体的‘宣传'类似”，我倒觉得这种对“体制”之外另一种“体制”操控可能性的担心略显多余。借用作者大抵不会质疑的国家发改委的思路来说，如果真的有另一种“体制”想操控讨论，岂会让这些“蹩脚”的“演员”如此作秀来使讨论一边倒？到底是“观点相近，缺少不同的声音，没有形成讨论，同义反复”，还是因为“体制”外早已形成相近的观点、相同的声音乃至共识，故而逢讨论必一边倒？总不能让我们大家在面对问题、心急如焚时，像国家统计局那样打起官腔吧：“从经济现象直接解释确实有时候也解释不清楚，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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