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外企为年轻的魏刚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当身边的人只能凭想象了解外面的世界时，他就拥有了走出国门大开眼界的机会

    魏刚说自己是当年进入外企时年龄最小的一名外派员工，同时也是最早当上外国商社首席代表的人。

    当年外企为年轻的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当身边的人只能凭想象了解外面的世界时，他就拥有了走出国门大开眼界的机会。“外企给了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让我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拥有了深厚的人生阅历。”魏刚对记者说。

    虽然当时他的生活水平与普通人有着“天差地别”，但魏刚一直保持着一份平淡的心态。实际上，那份难得的平和也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即使在离开外企多年后遇到了真正的大风大浪，魏刚也能从容应对，“对我来讲，人生没有坎坷。很多可能在别人眼里是坎坷的事情，在我眼里根本不是问题。”所有这些，都得益于早年在外企的积累。

    从第一天走入外国商社起，魏刚就跨进了保险行业。1989年移民澳大利亚之后，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保险这个圈子。20多年，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了北京，如今在一家跨国保险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

    当年那拨最早当上外国商社首席代表的外企员工，大多在出国后或是与人合伙，或是独自开办了自己的公司，而魏刚则成了少数没有“单飞”的人。其实在数年前，已经融资成功的他曾准备创办一家保险公司，但由于相关政策的原因，他的申请没有得到保监会的批准。

    “创业也是需要机缘的。”对于那次擦肩而过的机会，魏刚依然用淡然的态度面对。经历过不同的跨国公司，看到了太多的盛极而衰，魏刚感叹到，其实，企业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都要经历从小到大，由生到死，“不过重要的是，经历了那么多的起起落落，我依然还在。”

    富裕生活

    1981年，大学毕业的魏刚就面临着人生的选择，是进入国家机关还是外企工作？由于时值改革开放不久，20岁的他迫切希望“能进入一个全新的空间，看到外面的世界”，因此便参加了外企的考试。

    因为学的是外语，因此考试对于这个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难。进入外国商社不久，魏刚就发现他们这些外企员工是当时社会上的“特殊群体”：普通人的月工资水平在20-70元之间，而外企员工一个月能挣到上千元。“那时候别人一个月挣20块钱，我们一天就能花20块钱。”魏刚记得那时候他买东西是没有“钱”的概念的，因为他的收入远远高出普通人的水平。

    一些外企的老员工回忆，后来外国商社还以“伙食补助”的名义向外企员工发放奖金。只是各个商社的情况不一，有的一天给10元，有的给50元，还有的甚至一天给100元。尤其到80年代后期，那些担任首席代表的人，一个月仅伙食补助就可能高达上万元。

    魏刚戏称，他们当年过的是“洋买办”的生活，“只不过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吃洋荤’的人。”

    当年，自行车在普通人家算得上是一个大物件，但他每天不是坐轿车，就是骑摩托车。由于当时进出各大饭店以及北京友谊商店等特殊场所都是需要证件的，因此他的兜里总是鼓鼓的，因为要装着一摞出入证。

    进入外企之初，魏刚被派到当时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大陆集团驻京商社工作。尽管公司很大，但人员却很精练：一个首席代表是美国人，魏刚作他的助手。直到最后魏刚自己作首席代表时，办事处也只有他和司机两个人。

    由于当时大饭店属于稀缺资源，所以他们的办公室一开始被安排在北京和平门烤鸭店的顶楼，还有另外几家外国商社也在那一层办公。“当时我们的名片上就印‘和烤大厦’五层。”魏刚说，他们特意这样简称，“因为觉得写和平门烤鸭店难听，所以就叫‘和烤大厦’，听起来像回事。”

    虽然办公地点有点别扭，但这并不妨碍魏刚和老板一起布置办公室的兴致。要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就有八九十平米。他们先将一块方形地毯布置在办公室中间，又从香港购置了一款真皮大沙发摆在一旁，写字台是中式的，摆在两个角落，中间还有一大块空地，可以做体操运动。

    魏刚还请一位画家朋友特意画了一幅黄山迎客松挂在墙上。另外，房间里还放了一台电视机，空闲时，魏刚经常把旁边办公室的人叫过来一起看录像。

    有时老板不在北京，魏刚就呼朋唤友来办公室玩，他戏称是“开堂会”——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朋友在一旁拉四重奏，其余的人唱歌、跳舞。

    除了在办公室开party，每天晚上魏刚还要参加各种活动。当时，各大外国商社以及政府机构经常会在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举办各种酒会。只要每天的工作一结束，魏刚就开始奔波于各大酒会。平时，魏刚还会带着老板以及其他外国商社的首席代表到北京的各大饭庄吃饭。“当时北京的大饭庄就那几家，我们今天吃这家，明天吃那家。”

    考虑到外企员工的工作特殊性，国家还为他们发放了一笔置装费。当然，仅仅有钱也是不够的，凭着单位的介绍信，外企员工就可以到北京著名的“红都”店去做衣服。今天，“红都”已成为唯一保有中山装传统制作技艺的服装企业。当年，只有三类人才可以在这家位于东交民巷的老字号定制服装，即国家领导人、出国干部以及外企员工。

    真正的财富

    尽管近乎“奢侈”的生活方式会让周围的人心生羡慕，但魏刚并不觉得那是他最大的收获，实际上，让他最珍视也是受益至今的，还是在工作中获得的一切。

    在大陆集团驻京商社的最初几年中，魏刚经历了3任首席代表。第一任是个二十多岁的美国小伙子，正因为考虑对方比较年轻，外企才决定派魏刚为他作助手。也许是年龄相近，所以他们一直相处得非常愉快。

    “在工作中我意识到，你要想在公司里获得更多的机会，一方面要学习，另一方面要会向你的老板展示你的本领，同时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事实上，在第三任首席代表离开商社之前，魏刚就主动向公司总部表示，他希望能获得这个职位。而最终，董事会也下达了对他的任命。

    改革开放之初，大陆集团在中国的主要业务是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展合作，向后者提供再保险服务。当时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并不多，除了美国的大陆集团、AIG、达信，还有几家日本公司，只不过大陆集团是当时最大的保险公司，而AIG还只是一家小公司。

    由于当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国内唯一的一家保险公司，也是大陆集团的重要客户，因此魏刚与其来往密切。而且由于语言的便利，很多谈判工作也都是由他独自完成的。

    但一边是服务的外国商社，一边是自己的国家，立场问题如何解决？

    “我肯定是站在中国这一边，我会通过各种方法将中国一方的风险分摊出去。我们这些外企员工的任务就是创造双赢的局面。”魏刚说，“我这个人的立场是鲜明的，肯定是国家利益至上，即使今天，也是如此。”

    1982年，魏刚第一次参加了大陆集团在亚太区总部香港的培训，为期一个月。转过年来，他又被送到美国总部参加培训。

    尽管公司的培训让魏刚获得了很多新的感受，但他坚持认为，真正的积累是在工作中完成的，“很多有用的东西，像精算都是我在工作中学习的。”以至于后来在墨尔本大学教书时，魏刚就告诫很多华裔学生的家长，“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在学校学习只是一种学习方法，真正的知识是在工作中即时获取的。”

    经过几年的磨练，魏刚已经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在连续送走了3任首席代表后，1986年，魏刚被大陆集团总部正式任命为驻京商社的首席代表。魏刚说，在他作到首代一职后，每年为大陆集团带来的净利润达250万美元。

    “其实当时的竞争压力是比较小的，本身外企的地位就很特殊，另外那时候大陆集团在业内也是独占鳌头。”魏刚忽然有点怀念地说，“我们当时生活得很快乐，比现在快乐一百倍。”

    除了工作中没有遇到过任何坎坷，魏刚与几位首席代表之间的关系也一直非常融洽，甚至还成了朋友。直到今天，他也和前两任老板保持着联系。

    也正因为年轻有为，魏刚后来顺利地获得了移民澳大利亚的机会。

    1989年，起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魏刚递交了移民申请，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就拿到了签证。

    对于当年自己在外企经历的种种，魏刚今天想来也不禁莞尔，“很多事情就怕回顾，虽然有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就是一个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当时我那么年轻，有用不完的时间和精力，获得的待遇又那么好，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作呢？”魏刚说，正因为经历过这些，出现在他面前的才会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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