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正义感，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人们失去正义感，那就会和一般的动物无异。

　　事实上，保持正义感的人还是很多的，就是那些一时失去了正义感的人其正义感也有再度唤起之时。要不，怎么会有"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深明大义，视死如归"、"不畏强暴，见义勇为"、"鞠躬尽粹、死而后已"之说呢？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正义感的真实写照。

　　那些没有了正义感但仍有很大"希望"的人，往往会将自己的"正义感"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十分充足。人们对他一时未能看清，就是因为有其假象在其上。本来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可还要高唱什么"为了团体的声誉"、"维护领导者的形象"、"考虑的不是个人的问题"、"对原则的坚持"等等。识别这种人，说难也不难，只要稍加用心察看一下他对其上司的前后态度就可以了。就是对于那些观察力较为低下的人们也不是什么难事，他们会从一个上司的身上看出端倪，从两个上司的身上可见一斑，从三个上司的身上其眼力就可入木三分了。在这个问题上，做上司的人的确是一块"试金石".下属中有人失去了正义感，尽管是其心理变化的结果，但作为一个领导者也还是有其责任的，首当其冲的教育的责任。所以，强化下属的正义感，使其更加纯正和高尚，应当成为领导者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

　　是人必有爱恶，应爱即爱，应恶即爱，爱恶得宜，爱恶分明，是如此，被人称为刚正。但偏爱偏恶，对其所爱恶的就可能出现偏激之处，也就对其所爱所恶的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所爱所恶的过分了，就会起反作。因为偏爱，就会过分强调或只看到其所爱的对象的好处，而忽视或看不见他的坏处，即使其坏处超过其好处，也视而不见，如此，会把坏人看成好人。偏恶，也就会过份强调或只看到其所恶的对象的坏处，即使其好处超过其坏处，也视而不见，如此，会把好人看成坏人。偏爱偏恶者是普通人，出问题还不会太大，如出于有权力而能决定人的命运者，奸佞的人将投所偏爱偏恶，可能受到蒙蔽，只看到人的表在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也就知错人而用错人，将会惹出祸乱。

　　唐太宗晚年，发生争夺继位的内讧，跟他偏爱有很大的关系，其事见《旧唐书》李承朝乾、李泰二人的本传。

　　李承乾是太宗的长子、太宗即位后立为太子，时年八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太宗居父唐高祖丧，政事交给承乾，他处理得井井有条，自此，太宗每外出，都令他居守监国。承乾有脚病，行动艰难，太宗虽感到美中不足，还不因此有废立之意。后来发生内讧致被废立，是因为太宗偏爱李泰之故。

　　李泰少时便善写文章，常与名士交往，因此，太宗批准他调置文学馆，可召集文士一起研究文学。贞观十二年，李泰与士人撰写《括地志》。四年后完成，上呈太宗，太宗下诏付秘阁收藏，厚赏李泰及撰写人。因此，太宗偏爱李泰，每月供李泰的钱财，一度超过太子。李泰腰洪大，太宗准他乘小轿到朝所，还想将李泰迁宫内武德殿。太宗甚至亲口说要立李泰为太子，其偏爱李泰如此。于是，李泰便起夺嫡的野心，勾结贿赂朝臣，结成朋党，加紧夺嫡活动。

　　太宗有废嫡意，承乾怕其太子位被李秦所夺，引发他提前夺帝位的阴谋。他与其叔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等谋反，将纵兵入宫。未发难，事被揭发，太宗便废承乾为平民，令元昌自尽，杀侯君集等。太宗而斥承乾，承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诸臣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来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对侍臣说："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群之位可求而得耳。"由于李泰夺嫡的阴谋亦揭露，太宗召集六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宣布："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太过不立泰，内心是惋惜的，但他终究是个明君，立泰是不得人心的，为国家计，只好割爱将泰徙居于外，他对近臣表露其心事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为社会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两相全也。"于是，改封泰为顺阳王，徙居均州的郧乡县，后又封为濮王。年三十五，病死于郧乡。

　　如果识人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就是像诸葛亮这样的才华横溢的人，也避免不了有误入识人的误区。

　　《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记载：马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刘备入蜀，任绵成者令，越太守。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丞相很器重他。刘备临死对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不以为然，任马谡为参军。每与谡谈论，自昼至晚。

　　又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建兴六年，诸葛亮率军北代伐，议者都主张以魏延、吴壹等老将为先锋，诸葛亮违众意而用马谡，令他统大军在前，与魏将张合战于街亭，为合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后据，恐退路被堵，只好退军回汉中。诸葛亮因马谡违其部署，虽与谡"情如父子"，为严明军法，也挥泪斩之，并上疏自责和请贬，说："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从总的方面说，诸葛亮所选的接班人如蒋琬、费伟、姜维等都是德才兼备之士，说明他是知人善任，而为何却独错用马谡？他跟刘备对马谡的看法何以又如此截然相反呢？这是因彼此务虚与务实不同之故。

　　刘备大半生都在沙场奋战，几乎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东汉末年以来所有大的战役，他是身经百战，很有战争经验，马谡"喜论军计"，刘备一听便知不符合战争实际，是纸上谈兵，这是取败之由；因知诸葛亮十分器重马谡，故在临死前特别叮嘱"不可大用"马谡。齐备知马谡是因他能务实。

　　诸葛亮与马谡都不是行伍出身，而是典型的士人，他们都很才华，熟读兵书，又都自荆州，故不论在学识或感情上，彼此都很投机。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运筹帷幄和负责后方工作，他基本上还没有实战经验。马谡在街亭之战前也如此。因此，诸葛亮与马谡谈兵，是以虚对虚，即纸上谈兵，马谡"言过其实"，诸葛亮则难于发现。刘备死后，诸葛亮才掌握兵权，率兵出征。南征时，马谡建议"攻心为上"，这是孙膑所倡，非他发明，而一切兵谋家都是以心战为上的，不过他这建议对于南征来说确是良策，诸葛亮也有此意，故赞许而采纳，结果使"南人不复反".诸葛亮也因此对马谡更加器重，虽有刘备"不可大用"马谡之嘱，他也不以为然。果然，马谡纸上谈兵是头头是道，但在实战时经验的副将王平苦谏不听，当魏将张合率兵围定，断其汲水道，蜀军不战自乱，终被张合所破。

　　蔡京能得到宋徽宗的宠信，并非偶然。因上之所好，下顺意投之，划君佞臣必然胶结一起，共同谱写北宋灭亡的悲剧。

　　宋徽宗善书画，是古代著名的书画家。也许是出于艺术家的爱好，他喜工艺品，奇花怪石，珍禽异兽。他在思想上崇信道教。如果不让他当皇帝，让他专心书画，将会有更大的成就。

　　恰巧他哥哥哲宗死而无子，太后要他继位。他当皇帝后，于苏杭设"造作局"，集数千工匠制造工艺品；又增设"应奉局"，搜集江南的奇花怪石，他还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全国建道院，强占民田赐与。仅以上三项，各给宦吏层层加码，趁机大肆掠夺，就给人民造成严重的灾祸。宋徽宗将其个人的爱好好变成人民的灾祸，蔡京景要的推动者和支持者。

　　蔡京是熙宁三年进士。他这人毫无原则，入仕途是为升官发财。时分新旧两党，谁得势他便依附谁。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执政，废变役法，限期复差役法，任开封知府的蔡京按期完成；章当权，恢复王安石变役法，任他户部尚书，最坚决支持的是他。蔡京就是这样出尔反尔。后他被贬，住在杭州，适宦官童贯被来搜集"书画奇巧"，他极力巴结童贯，将自己精心制作的屏障、扇带交给童贯送给徽宗，又厚贿徽宗左右为他说话，引起微宗任他为右仆射。重用一佞臣执政，必有一帮佞臣结党，这就是被时称的"六贼"蔡京、王黼、朱面、童贯、罗师成、李彦。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实已变质。目的在于搜刮人民的财物，以填满徽宗的私壑，而"六贼"掠夺的多得多，仅蔡京霸占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万亩。

　　宋徽宗亦知蔡京奸，但屡免起用，因为没有蔡京为他搜刮财物，他就不能尽情享乐，昏君佞臣，就是如此难分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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