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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理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生产中人同物的关系。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就面临复杂的人际关系,他的所做所为都是在人际关系中发生。也都是因为人际关系才得以发生,一个象鲁宾逊那样生活于孤岛,不与人来往、不与社会来往的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人的一切活动可以说就是人际关系活动,在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同时就是活动的完成和愿望中结果的到来。例如,一位哈佛经理亲自下基层进行调研,调研离不开人和事,而一旦他处理好了自己同他人、他物的关系,调研活动也就可以顺利地完成。实际上,领导活动就是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运作。他不仅要处理好同自己的上司、
下属及同级人物的关系,而且还要对他行为中所涉及到的物有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处理方式。
哈佛经理处理人际关系有许多原则、方法和技巧,原则是其根本的出发点,方法和技巧是原则的灵活运用。原则正确而方法不当,就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例如,哈佛经理应平易近人,同下属保持良好的朋友式关系。但是,如何把握“分寸”就是一种艺术,过松,就失去了权威性和尊严,过严,就会让人有难以接近之感。据说,前苏联元首赫鲁晓夫在一次出访的休息期间,在众多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同自己的随从人员友好地摔跤。这就是“分寸”把握得过于宽泛,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容易破坏自己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像希特勒、斯大林之类不苟言笑,又走向了反面,在这方面的典范应首推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他是一位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大师。
哈佛经理在生活中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太多,如何取得他人的信任与支持,如何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鼓励或激励他人,如何坦诚地向上司进谏,如何划清与他人之间的工作关系与朋友关系的界线,如何对待环境及处理各类社会事务,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哈佛经理每天工作中的一部分,也是人际关系所包含的方方面面。因此,领导哲学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教会人们如何去做哈佛经理,如何投机钻营,而是教会人们如何去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提高人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哈佛经理如何维护自己的形象、如何进行语言表达,也可以看作人际关系中的一个方面,是领导哲学研究的对象。杰出的哈佛经理都是政治事务方面的艺术大师,但他绝不是从事艺术工作的艺术大师,他不能够不修边幅,不能够太潇洒飘逸;他的言语表达要为其政治利益服务,不能够不加选择、不加考虑地用词。对待同一件事,因哈佛经理的形象、言语和处理方式不同,结局会大相径庭。比如,在与对手谈判时,久谈而没有结果,但你不能因此拂袖而去或以过激语言攻击对方,如此这般,谈判破裂的责任就会全在你身上,诸如没有诚意,不平等地看待对手等等。
人际关系与领导行为交织在一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分析领导行为,就要分析他的人际关系;反过来,情况亦如此。
伦理选择、责任感、荣誉、管理等都是哈佛经理应当正确处理的问题,也是影响哈佛经理决策的因素,因此,也是领导哲学要考察的对象。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论述。
三、哈佛经理与客体世界
任何一项认识、实践活动必有其对象,没有对象,认识、实践活动就不能成立。前述的价值、情感、伦理、荣誉等是领导哲学的研究对象,但这并不排除“世界”也是领导哲学的研究对象。只是因为“整个世界”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不被单列出来;但同样是因为此,每门学科都要花一定篇幅直接或间接地论及“整个世界”的客观性及与人的认识、实践的关系。本节就是围绕此问题而展开的。
整个世界,其外延相当的广泛,其内涵也非常丰富。按照常识,它毫无疑问地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也包括人。从哲学的角度讲,在认识、实践活动中,处于被认识、被改造地位的,即作为“对象”存在的,是客体;而作为认识的实践者、实践的发起者的,是主体。因而主体永远只能是“人”。但“人”也是认识、实践的对象,因而“人”又具有双重性:既可是主体,又可是客体。因此,把整个世界划分为自然、社会、人,同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主体客体,是一致的,只是出发点、角度不同而已。自然、社会、人与主体、客体在内涵上彼此重叠、交叉,但在外延上是相同的,即涵盖了整个世界。这里不妨从第一角度展开论述。
人类共有一个自然界
自然,即自然界,是在社会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客观物质及环境,如森林、山川、河流、矿藏、土地等,它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人类存在的客观前提,也是人类生存的生活资料来源和生产资料来源及活动场所。
自然界是亘古就有的,它们的存在及发展依自身的规律而行进。不论有无人类活动的介入,自然界的根本特性不会改变。严格说来,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也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的迫使下,由猿变化而来的。因此,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人与自然几乎浑然一体,人类依自然环境而生存,自然环境优良的地方,必是人类栖息的最好场所,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必引起人类栖息地的改变,正如游牧民族的不断变迁一样。自然界既为人类提供一些现成的生活食品,又为人类提供生产工具,还是人类活动的对象。人类须臾也离不开自然,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方可生存。自然的存在状况及其客观性就是套在人类的头上的紧箍咒,时时刻刻校正着和惩罚人类对自然所犯下的错误。随着社会的形成,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各种能力也不断增强,由依赖于自然变为自然的积极的改造者。人类不再是只顺从于自然,从自然界获取现成物品,而是利用生产工具改造自然,使自然界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还可以根据自然界的特性,创造出人工自然,正如今天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水族馆、动物园、人工培殖的蘑菇等。
然而,人在自然界面前变成了积极的实践者、改造者,并不等于说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当今时代,人类似乎无所不能,可以上天入地,可以去太空、别的星球探险,亦可以入海开采石油,自然似乎变成了人类的“玩物”。但是,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条永不可更改的规律:自然界的客观优先性。就是说,无论到了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自然界依旧是客观的,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特性,人们可以利用它、改造它,但只是改变它的形状、某些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它的规律性和根本特性不能任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否则,人类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比如,依山拦起一座大坝,建立一座水力发电站,从这座水电站的选置、设计到施建、利用等各个环节,都必须考虑到自然的客观性及其根本特性。大坝的承受能力、发电设施的自然特性及承受力,两侧山坡的土质如何,等等,这是最为基本的,也是最需要考虑的,如果水电站的建筑材料及所涉及的自然条件的自然特性不被尊重,甚至有意违背,那么,这座水电站也许会“回归”自然——或是因土质、材料不合格而被冲垮,或是不得已停止运用,作为一件人造自然物闲置在那儿。这样,它只会给沿岸及下游人民带来水灾等,或白白浪费人民的劳动力和财力。
当今世界,科技日益发展,人的活动渗透到越来越广大的领域内。但人们仍要尊重自然,否则,麻烦便会接踵而来。如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大气层变温、臭氧层激剧变化等,便是自然界给予不顾自然客观性的人们的回报。当然,受到惩罚的还有这些人们的同类。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如亚马逊原始森林的砍伐,人们看到的只是经济效益,然而看不到由此而来的自然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加重、空气的二氧化碳成份增多等一系列问题;再有,人们大量捕杀稀有动物,这可以赚取大量的钱,可是一旦动物逐渐从地球上消失,人类自己也就随之绝灭了。因为,人与动物之间有一个生态圈。这是人、动物及一切自然物共同相处的园地。因此,任何人,尤其是作为一位领导,必须对自然有清醒的认识,其活动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性。因为,一个普通人的活动可能只涉及其本人及周围的一小部分人,而哈佛经理的活动、决策关联着一个集团、地区、国家甚至全球。自发群体的无意识、非理性的破坏自然的行为也应予以制止。
人类社会趋向一体化
社会是人构成的,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它不同于自然界。自然界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不管有无人类介入,自然界都按自身规律运动。社会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在人的活动行将结束时才得以显现,而人在活动中又都带着自己的目的、愿望。因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离不开同人的主观意愿打交道。人类要想认识社会,无非是在认识人类自身。然而,自古希腊以来,多少仁人志士、贤者哲人在这道难题面前竭思殚虑而不得其所,又有多少智者勇者因回答不了“斯芬克司”之谜而被“人面狮身者”吃掉。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反观历史,人类从逝去的社会里总结出了一些规律、特点。但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人的活动是在不断变更的,这就使人们不可在已往的认识成果面前止步不前。社会活动是由多种活动构成的,包括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军事活动、文化活动等等,每一类活动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每一类活动的变动都会波及社会的发展。因此,无论作为一名普通社会成员,还是作为一名社会领导,要想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施展自如,并对社会有所贡献,就必须认清方方面面的社会活动,因循社会的特点和规律并在“为我所需”的基础上利用、改造社会,领导社会。
每个人的活动都是促成社会历史形成、发展的一个因素。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者,其活动对社会的影响面就越广,影响力度就愈深入。但影响又分正反两面。正确的决策、活动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而错误决策、活动却给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破坏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比如,一个军事行动的指挥者,其决策、指挥如何,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士兵及平民的生死,甚至是一个地区、国家的稳定,而一个士兵,甚或一个排长、连长,他们的错误行动只给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带来损失,只给战争带来局部的不利。因此,社会是一个有“弹性”的机体,我们越是认清了它的规律并尊重规律,我们的活动就越能被社会接纳,发挥正面的影响。否则,如果我们违背社会规律,我们越是积极地进行或参与社会活动,我们越是处于领导、决策地位并不断作出决策且付诸实施,那我们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就愈大,我们就失败得越惨。
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交通、通信工具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不断现代化,各个地区、国家在交往时间上缩短了,在交往空间上也变得紧凑和密切了,整个地球上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当今地区之间的军事合作演习、经济联盟中共同的利率政策、经济合作伙伴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等,任何一位领导如果在这些方面决策失误,不仅影响本国、本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且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影响到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等。因此,作为一名当今的哈佛经理,领导着一个企业、集团、地区和国家,就必须要认清社会,认清社会历史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及各个环节间的联系。虽然全面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是全面的要求至少可以防止我们在这方面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可以促使我们尽可能客观、公允、全面地去了解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
任何一项认识、实践活动必有其对象,没有对象,认识、实践活动就不能成立。整个客观世界是领导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哈佛经理在进行领导活动时必须认清的对象。然而,这只是就整体而言的,是领导活动的宏观层面的对象,除此之外,领导活动还有其微观层面或是目的层面的对象,就是说,领导活动无论是针对什么进行的,但最终都是为了人。活动的实施离不开人,活动的评价也离不开人,活动成果的享用仍然离不开人。而且,同哈佛经理每日每时打交道的依旧是人。所以,作为一位领导,一定要处理好自己与活动对象的关系。当然,这里的活动对象特指人及人群共同体。
领导与协作
领导是相对于被领导对象而言的,没有对象,哈佛经理的领导无异于唐。吉诃德与风车斗争。同样,即使有对象,但对象不给予配合、协作,领导的意图难以贯彻、决策难以实施、职能难以发挥,领导也就不成为领导了。所以,领导与其对象是相互依赖、共同存在的,不存在无领导的“群龙”,也不存在无士兵的“光杆司令”。这正象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样,没有了正面,反面就无以依附;相反,没有了反面,正面也失去了依附。两者共同存在才构成一枚完整的硬币。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对这种情况,用富有哲理的语言进行了概述: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在同一条道上;疾病使人感到健康的幸福,反之亦然。
这就生动地说明:任何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孤立地存在。尤其是两个互相比附的事物,没有了参照系,对任何一方都无法确定。
哈佛经理是群众中的一员,是被领导对象中的一分子,而不是高出于被领导对象,在它之外存在的人格化的物。哈佛经理是具有很高威信,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和一定影响的大众,是大众的领头兵。哈佛经理的领导活动是针对被领导对象的,否则,他就像站在高山之巅,面对无尽的苍穹和茫茫大地发号施令一样,除了空气的震动和回响,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此时,他也就称不上哈佛经理,他的活动也称不上领导活动。这一切只能是自封的,是顾影自怜。因此,哈佛经理必须对被领导对象施予领导活动,并且自己应参与到该活动中去。胡克对英雄和领导人物的作用曾作过分析。他认为,英雄人物高出于人民大众只是在历史处于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把英雄分为两类,一是事变性的,一是事变创造者式的。前者即在众多的选择时作出了重大选择,后者不仅作出了选择,且他的活动还创造了这种选择。然而,胡克却忽略了一点,即不论哪类选择,它最后必须得到大众的认可,必须融合于大众的实践中,在群众的实践中变为现实。就是说,哈佛经理与被领导对象之间既是一种领导的关系,又是一种协作的关系。林肯在南北战争中之所以能取胜,并荣登美国总统宝座,靠的是人心所向,靠的是广大人民的支持与协作:“罗斯福新政”之所以取得成功,拯救经济危机,离不开内阁成员及两院议员的配合,更离不开各主要经济部门和广大人民的响应与认真实施。如果一位领导自认为高高在上,具有对下属、对对象发号施令的权利,而看不到其权力是其领导对象赋予的,其决策应建基于其领导对象的实践之上,那他必定会被其领导对象从领导岗位上请下来。也许,双方会处于相安无事状况,被领导对象不管哈佛经理的决策如何,哈佛经理也不管被领导对象对其决策、领导的态度如何,这样,领导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这是一种“默契”中的两不管,而不是协作。
指导与监督领导活动中,哈佛经理与被领导对象之间的合作关系,只是一个方面。而哈佛经理的活动正确与否、进行得如何、由谁来监督等,则是又一个方面。具体地讲,哈佛经理处于领导和被监督的地位,领导对象处于监督与被领导的位子,双方的关系是领导与监督的关系。这一方比起第一方面来讲,就涉及到了活动的内容、具体方式等问题。
如上所述,领导活动不仅是针对哈佛经理而言的,更应指向被领导对象。领导活动的内容,活动实施方式和进展,必须为广大对象所了解,并为广大对象所认可、接受。只有这样,哈佛经理才能指导广大对象按照自身的愿望,按照有利于集团、地区和国家的利益的方向发展,而对于那些一时理解不了、接受不了领导活动的部分被领导对象,应该以各种方式同他们取得联系、进行沟通,而不应该采取强迫的方式。当然,广大被领导对象是有鉴别力和判断力的,他们不是消极地跟着哈佛经理走,而是借助于自己的理性思考。
指导不等于指令、命令。但在有些场合它却就是命令。如在战争中,指挥员的指挥就是命令,在千钧一发之际,容不得去讨论、沟通,所谓“军令如山倒”是也。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士兵都能理解指挥官乃至国家决策机关的旨意,但百分之百的士兵都能执行军事命令。这里的原因不在于领导活动就是命令、强迫,仍在于领导活动就是一种指导。因为任何一项军事命令的制定,是建立在细致、深刻地分析各种地理条件、军事情报、武器及人员素质对比、以往战争得失等基础之上的。所以,对于那些不理解命令的士兵来说,指导就是一种硬性命令。就象圣奥古斯丁所言: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广大被领导对象或者是政策、决策的实际操作者,或者是——极大部分是实际的实践者。他们虽然无太多的理论,但具有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敏感的直觉判断能力。他们的实践既是对领导活动的执行,也是对领导活动的监督。从被领导对象对领导活动的实际态度中,哈佛经理可以看出其领导活动的合理与否,从而促使其修改领导计划、方案,或者,被领导对象的实际活动逼使哈佛经理做出改变的决定。
从哲学上讲,领导与协作、指导与监督就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应用。主体与客体是一对对象关系范畴。处于“关系”中实践者、行动发出者位置的是主体;处于“关系”中实践的受动者位置的是客体。双方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主体不断地把自己的需要、愿望转化为实践活动,转化为客观物质,即客观物质不断地按主体需要、意愿发生变化,体现了主体的本质。这就是客体主体化。另一方面,主体又要受客体的制约,客体的特性、特点、规律制约着主体的活动,改变主体。这是主体客体化。这两种运动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是同一过程、活动的两个不同方面,而不是在时空上相继出现。如果把领导活动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考察,那么,哈佛经理就是这一活动的主体,而被领导对象则是活动的客体。所以,双方的关系只能是互动的关系,因而是一种领导与协作、指导与监督的关系。
四、远期与近期目标
正如人人都有理想一样,每项活动也都有一定的目标。目标是活动的目的地,也是活动的动力和测定器。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如有外部目标与内部目标、根本目标与阶段性目标、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等等。这里,我们主要介绍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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