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巨头创维与乳业巨头伊利，一南一北两家著名企业在2004年的年末出现大震荡。黄宏生与郑俊怀，两名率领各自的创业队伍实现了创业传奇的著名企业家，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而祸事上身。这最新的例子，呼应近年来健力宝、金正、爱多等一长串的“名企高管事发名单”，为批判中国企业家缺乏约束机制、丧失道德规范的声音增添了新的子弹。

　　毫无疑问，倘若黄宏生与郑俊怀所涉嫌的经济犯罪指控坐实，这成规模的企业家危机现象理当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忧患。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上市公司的创维与伊利，毕竟不同于此前的亿安科技、中科创业、银广夏、纵横国际等劣质造假公司——部分高管的不法举动之后，目前尚未发现有企业产品缺陷与股票圈套的黑幕。企业家作为一种身份，面目有二，一是成功实现了创业的管理者，另一则是因为成功创业而掌握了巨大资源的个人。后者决定了企业家一旦私欲膨胀以身试法，则所涉的资金必然也巨，影响亦大，这显然是全体社会的法制约束与道德评价下的一个命题。与此同时，理性地保持着对其前者的价值认同，是时下中国社会在企业家犯罪问题之下避免心态偏颇的关键。

　　中国自古重农抑商，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又是有企业领导者阶层，而无企业家阶层。因此中国企业家的起步亦晚，成长甚艰。但西方的理论界早已经对于这一独特的职业与阶层，给出了不同凡响的论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将企业家与土地、资本、劳动力并称为生产的四大要素；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企业家的活动提高到了更高的地位，认为企业家的活动是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在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社会对于这一点，显然也渐渐有了认知。一些企业的停滞与困顿，并不是因为资金的匮乏或者技术的落后，而往往是管理者素质低下或者缺乏进取精神。因此，通过更换一个领导或领导班子而救活一个企业的例子，在中国已然是数不胜数。黄宏生与郑俊怀所表现出来的见识、能力与进取心，也正是创维与伊利能够从小做大、做强的关键。

　　企业家何以能有如此的能耐？熊彼特将之归功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但企业家的创新，不同于科学家的发明。他们以市场为战场，以追求垄断利润为目的。如果这个市场是开放、自由的，那企业家们自然是最积极地去发现并满足市场供求真相的一群人，而且在市场的竞争中，他们总是要持续地考虑如何更新产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一如最早提出“企业家”这一概念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所论：企业家必须“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这意味着，最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市场力量，正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企业家阶层。

　　对于正处于转型期中的中国而言，企业家的价值是尤其值得予以肯定的，改革开放，还自由于市场，是政府一方的放权，而政府放权之后来发力形成市场、实践竞争、创造财富的主力，便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因此，这商品种类的丰富、服务质量的提高、生活便利的实现，甚至就业门路的拓广与经济收入的增加，都大有企业家的贡献之功——虽然他们未必一心是要“为人民服务”，但作为一种经济规律之下的社会结果，存在一个不必讳言的事实：因为企业家富了，所以我们也富了。更何况回看20多年改革之路，应该发现，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并不局限于被动地填补政府退出的市场空间，还积极地向行政力量争取当属于市场的自由空间，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门径越走越宽的先锋；他们的存在、力量与影响，令执政党对于代表指向有了新的思考与创新，促进了政治文明的生长。

　　2004年的企业界，风波频仍，针对企业家的评价也激烈交锋，“郎顾之争”无疑将之推到了一个罕见的高潮。这一切，其实表示约束企业家的机制正在渐渐成熟。与此同时，整体社会对于企业家精神与价值的认可，如果能够不因事而易，那这企业家创新进取的动力自然可以不竭，服务于社会的空间将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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