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最高境界，在西方，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型”；在东方，则较多地被认为是“无为而治”。这多与其文化相关。

　　成中英教授指出：卢梭的《民约论》说明真正的权威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从而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奠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基础。韦伯因此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没有宗教改革所赋予的个人的终极权威，其发展是有限的。西方社会肯定个人创造力和自由发展的权威，这就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最根本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发展就是凭借个人的理性、科学的知识、宗教的信念，从而设计出一套管理的方法，去推动和控制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认为领导通过民主的手段，集中“个人的终极权威”，获取“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的权威被认为是最高境界，就在情理之中。

　　成中英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管理理念是凭借对人性的反省与思考，提倡集体主义，突出人的社会价值，结合人的感情需要，运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去实现管理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因而，认为领导不违背人的自然属性，“为无为，则无不治”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道德经》）以无为而治为最高境界也就很自然。

　　然而，观念毕竟是观念，只是人主观的意愿、体验的体现，经过实践的无情检验，人必须修正自己的观念。长期的管理实践并未证实“民主型”领导绝对优于其它类型的领导，也未见谁能达到所谓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我们需要的是在现实的人生中能够实现的东西：领导的合理境界。诚如曾仕强教授所说：“中国人的管理行为，乃在：一切求合理。”

四维的合理境界

　　这种领导的合理境界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有四个维度：修己安人、持经达变、曲而后全、持中致和。

第一维度：修己安人

　　曾仕强教授说：“修己是基础，一切从修己开始。安人是目标。一个人只会修己不会安人，那他只配做隐士。而管理者应既会修己又能安人。”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孔子。孔子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论语·宪问》又记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修身以建立权威，又应用这种权威影响力来安人，使组织有序化。使自己能够顺其自然地成为组织中的控制力量，发挥领导作用。以避免“强梁者不得其死”的另一种控制组织的道路。

　　修己以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影响众人之风气，众人的意愿才能是善意，才不是人欲横流的、恶的世界，用民主的手段所获得的“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才不会是一群强盗的“群体意志”。显然，用多数的恶的意愿来强迫少数服从的“民主型”领导，未必就有合理性。因此曾仕强教授说：“修己是基础，一切从修己开始”并不为过。以人类善的属性为基础，所集中的“群体意志”才有合理性。据此安人也才有合理性。

　　在修己的基础上，人性善的一面得以发扬，恶的一面得以抑制，个人创造力和自由发展才能得以保障，破环性的群体冲突（冲突、罢工、内斗直至战争）才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假借“集体主义”的名义压制个性发展，制造“同而不和”的独裁统治的可能性才能从根基上加以铲除。群体才不会是“安”于一种“作稳了奴隶”的可悲的状态。似此之安人也才有合理性。企业才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生态的系统，而不至于回到“赚钱的机器”的可悲的时代。

第二维度：持经达变

　　按照西方管理学的“民主型”管理方式，在通过民主的手段，集中“个人的终极权威”，获取“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的权威之后，必然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以建立团体对其成员的绝对控制。这必然是领导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控制，以法规的形式而得以实现。法的尊严一直是西方领导方式的根基之一，法规必须得到100%的遵守。

　　按照东方的管理传统，无规矩无以成方圆，也同样必须依重于法制来进行治理。虽然东西方的“法”的观念不尽相同，在这里就不进行讨论，暂且求同存异。

　　重要的是，“法”一旦成为维持有序化的标准，这在东方称为“经”，“经”是必须得到遵守的。但依照西方“非此则彼”的二分法思维，不是遵守，就是不遵守，很容易陷入机械论的泥潭，而使管理陷入两难的境地。这无论在西方企业还是在我国的企业，许多领导者都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经”一定要遵守吗？“经”不一定要遵守吗？这种思维本身就已经陷入二分法的两难困境之中了。

　　无论是东方的易思维还是西方的辩证思维，都否定“非此则彼”的思维圈套。从而主张“持经达变”（或辩证法的表述：坚持标准与随机应变兼顾）。

　　所谓“持经达变”，一是“变不离经”，用物理学的话讲是：物质微粒围绕着晶格的中心点来回振动。适应外界的变易不应背离标准、原则。二是“权宜应变”，执行标准，要随外界的变化而适时权变。权变既包括执行标准中权宜之变通，也包含在标准已经不适应外界环境的情况下，及时修订标准的变易。而变通是为了更好地达到目的。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君命有所不受”，以利国家。

　　领导处于“持经达变”的境界，能保持企业的整体活力，并且这种活力确实建立在个人活力的基础上，而不是所谓的“每一个螺丝丁都按照标准发挥作用，整体就有了力量”的机械论。正如曾仕强教授所说的：“使员工了解持经达权的道理，即上级交待的原则不能变，但是为了达到原则的方法可以变”。这样，企业才能够是在高水准上的统一，而不是在低水平上的整齐划一。同样的，企业必须适应市场的原则不可变，而适应的办法可以变。这样，企业才能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存活。变与不变的处理得当，这样的领导境界才是合理的。

第三维度：曲而后全

　　在保持了对组织的控制之后，领导必须带领群体趋向目标。此时，领导者可以取直截了当，直趋目标，或以曲为直，迂回前进两种很不相同的风格。

　　《孙子》曰：“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两点之间的距离固然以直线为最近，但是要横渡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也只能是以某种倾斜的曲线来横渡，才是最省时省力的线路。这是人人知晓的道理。就是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向月球发射火箭，也取Ｓ形的途径为最省时省力，最经济。但是不少领导人总爱叹息，以为中国不如外国，“人家直来直去”，啥事都好办。其实中外都一样，事物的发展都遵循相似的道理：“最省时省力的线路时常是曲线”，是直线的反而是特例。老子曰：“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因而，“知迂直之计” ，以曲为直，曲而后全就是领导应处的合理境界。

第四维度：持中致和

　　《古文尚书·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注①这十六字心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贝。其要旨就在于“执中”，即“允执其中”（《论语·尧曰》）。注②　　为何“允执其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贝？凡事均有两端：过或不及，比如管理一切从严控制，是一端，一切从宽任自由乃另一端。诚如曾仕强教授所说：“真理不在两端，常在两者之间”。即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过火的一端和不及的一端都一样要坏事，同样不可取。

《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程颐则一语道破：“中即道也。”老子说得很清楚：“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了。唯有执中才是成事的正道，称为“中道”。 管理也就只能在恩威并举、宽猛相济中获得和谐。从而“允执其中”也就成为“尊道”的不二法门。

　　正因为执中才能在阴阳两端的相互激荡中得到整体的和谐，于是领导持中致和应当是合理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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