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在中国特色环境下，一项事物如果被人们重视到作为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关键绩效指标）的程度，其生命周期会明显缩短。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容易观察得到，比如：发现一个好东西，于是大家不择手段地竞相追逐，不久，好东西很快“火”起来，再不久，好东西因大家“不择手段”地追逐而烂掉。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政治运动和文革，中国高教体系被破坏，人才奇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和学位制度后，博士成为一个好东西，教育部门将博士点作为重要的KPI指标评估大学，甚至按博士点配备资源。结果“博士点”（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博士导师、博士很快火了起来，各大学“自然而然”地相互攀比博士点的多少，利用各种手段争取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而随着博士的数量雪崩般地增加，博士的质量却大幅度地降低，一度甚至可以用“烂”字来形容。为了刺激学者多发表论文并与国际接轨，中国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将国际上常用的SCI作为KPI之一，不仅用之评价科研机构的研究水平和绩效，而且甚至根据其进行资源配置，结果导致出现了很多制造SCI的活动和做法，甚至弄虚作假，将好端端的SCI变成了某些情景下人人喊打的东西。GDP成为考核各级政府运行效果的KPI，资源的配置甚至领导的提拔均与之有关，于是GDP被摆到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GDP上去了，结果却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可持续发展链条被割断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一个重要的经济参数陷入被不断质疑的尴尬境地。院士本是对学者学术造诣的认可，但在中国大陆，院士承载了远远超过其原意的“价值”—副部级待遇、不退休制度、科研机构用来争取项目和投资的砝码、各种评估和排行榜的重要依据，结果，不少个人和单位争夺院士头衔，不仅扭曲了院士称号、甚至污染了院士评审过程，严重破坏了院士的荣誉和形象，甚至造成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美好的东西，其生命周期本应该是如生命之树一样长青，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为什么竟会陷入“好—火—烂”的无奈循环？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有关人类生命健康的KPI.在长期医学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身体运行也有很多KPI，如血压、胆固醇、血糖等被认为是身体健康与否的晴雨表，耐心呵护这些指标，就能延长人类的生命。分析其中KPI的确定过程，我们发现，①KPI往往并不惟一，而且其相互作用关系非常复杂，需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临床验证）实践检验才能确定下来。②赋予恰如其分的价值和作用，每个KPI可以表明身体的某个方面的状况，但这仅仅是一种概率意义下的作用关系，还有可能出现异常，所以仅可作为诊断或判断的重要依据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不能让其承载超过其能力的重任；高明的医生在得到化验结果后，不会简单根据各种指数生搬硬套地开出处方，而是会根据患者个体特性和自身大量经验及体悟做出最终决策，这时的KPI仅是重要的参考而已。③对KPI的利用有一系列基本的规则和规范，不得滥用。

    回到我们的问题，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借鉴。一是KPI确定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特别是其在整体运行中的价值。在现实中，我们往往是缺什么或重视什么就将什么作为KPI，而对其作用以及其对整体性目标的影响研究不够。换句话说，KPI设置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足，结果对之的重视会产生很多负效应或不良副产品。二是让KPI承载了超过其能力的作用，例如将奖罚、资源配置过分地与KPI挂钩，使得不少人不惜违规甚至违法地进行追逐，从而使一个好东西蒙上了不光彩的阴影。三是我们社会对法规、制度、规范、科学的尊重和对违规、违法者的惩罚急需改进，否则社会秩序和持续健康发展会受到严重伤害。具体到我们的议题，就是对KPI使用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规则的尊重和严格执行。实际上我们设立KPI时，出发点、使用范围往往并没错，很多短命是因为我们违规“乱来”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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