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他便被委以重任，做了货币发行处处长，研究货币发行政策，参与以人民币统一全国货币市场的工作。

　　“那时的印刷条件异常艰苦，缺少机械设备和油墨，我们就充分利用废旧设备稍做改造，加班加点地工作。”尚明对半个多世纪前的情形记忆犹新。

　　自1950年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办公厅主任后，尚明就一直做着新中国金融界的领导工作，几乎参与、决策和领导了中国人民银行所有重要事件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金融工作的曲折在于设备的简陋等客观条件造成的，那随后的10年的曲折，却是对尚明个人的巨大折磨。

　　尚明在“文革”前后遭受了种种磨难，使他曾经有近10年的时间离开了金融工作，让他的金融之路拐了一个很大的弯。

　　20世纪50年代末，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党委书记的尚明，因不同意中央机关党委某些人的意见，依据“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就是“反对他们”、“反对他们”就是“反党”的逻辑，被戴上了“反党”的帽子，成为“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职务没有了，工资也降了四级。

　　1959年5月，他被发放到山东德州烧窑，干最脏最累的活，却吃不饱饭，“第一天每人两个白面馍，第二天白馍就换成了黑馍，第三天竟连黑馍也没有了。”尚明说。

　　时隔不久，他又去了内蒙古，依旧是没日没夜地干农活，后来总算回到了北京。在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期间，他工作出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然而，正当他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

　　1968年，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与上次去山东和内蒙古不同的是，他保留着干部身份，还能领到工资。他白天下地干农活，夜晚在油灯下写批判陈伯达的大字报，久而久之，竟养成了抽烟的习惯。至今，他仍是不时地抽几口特制的烟，烟中的焦油含量降到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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