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个别地市党政领导干部所谓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企改制工作的意见“束缚了地方的手脚”，3号令执行“太麻烦”的责难，他奋起批驳，并且将执不执行3号令、加不加强国有产权监管，上升到能否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高度来认识。2004年9月，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当日，他就写出了《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做好国有产权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文章，其中特别讲到俄罗斯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而动摇了执政党地位的前车之鉴，以此警示全党。这篇文章被新浪网转载后，得到广泛认同。

　　何亚斌除了借鉴国外教训外,还借古喻今。2004年春节期间，他重读《红楼梦》，写出了《从贾府的衰败看公有资产监管》一文，在《上海国资》发表后，社会好评如潮，成为引用率很高的文章。

　　3号令实施一年后，何亚斌总结出，执行3号令的阻力来自内部人控制。他写出了《中国产权市场发展的最大风险来自于转让方内部人控制》，在厦门“产权市场发展与风险防范研讨会”上演讲，对如何控制内部人控制提出了实际的对策，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共鸣，听众多次自发热烈鼓掌。

　　3号令实施两年后，何亚斌在接受新浪网采访时态度坚决地强调，“解决中国产权市场规范和发展的途径，第一是全面落实3号令，第二是深入落实3号令，第三是长期落实3号令。舍此别无他途！”

　　2004年,他利用8个月的夜间，写出了32万字的专著《产权交易新工具》，当年10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颇受产权界人士的推崇，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常修泽称赞这是“一部实用且有新意的产权交易著作”，并写出书评在《长江日报》推荐。

　　何亚斌的许多观点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因而为业界同仁所赞佩。

　　——他率先提出资本与人的配置问题。他认为，产权交易的根本目的不仅仅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应着眼于资源有效配置。而资源配置不仅是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还应是产业的重组，是人与资本的重组。他提出，产权交易不仅仅是要实现资本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结构的改善，而且要实现经济资本与优质人力资本特别是优秀企业家的最佳结合。他这个观点在1999年4月硕士论文中提出时，即为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导所赞赏。这些观点随后在《中国信息报》、《国有资产管理》、《湖北日报》上发表。在实践中，他主持湖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创造出“评审加竞价”的方式来应用这一理论。“评审”就是对同一标的意向受让方评审，找出几个优秀的意向受让方，特别是优秀企业家；“竞价”就是在同是合格的受让方之间竞价。在这里，他们把找到优质人力资本放到竞价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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