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股权设置上,金祥荣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低成本文化,中国社会是人格化信息为主的社会,在这种文化形态下,中国的家族企业的股权是封闭的;而在非人格化信息为主的西方国家,家族企业的股权开放性和流动性就相对较高。
可以说,以家族为基础的“血浓于水、注重血缘关系”的文化形态是家族企业难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底层制约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上世纪80年代起家的第一代民企创业者开始逐步退居幕后,1970年前后出生的下一代开始接过接力棒,走向“企业政治”中的管理、决策前台。中国第一批“民企二代少管家”正在挑战这一家族企业兴衰“宿命论”。他们以青年人的锐气,务实地对“父辈民企”进行“扬弃″,力图寻找家族式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契合点,不断革新“企业政治”。“换代执政”的民营企业正逐步回归市场本原,以完全的市场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步入依靠品牌与资本运营的现代企业发展阶段。
第一批“民企二代少管家”在一定程度上已打通了中国家族企业“亲缘血缘瓶颈”,淡化了家族色彩。
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独生一代”的出现及登台,势必会使这种文化形态得到彻底改观。子女数量减少,家族成员必然会在最大的数量上减少,家族关系纽带也势必减少,家族将会越缩越小。首先,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将使得家族企业的股权占有以及继承简单化、清晰化,减少了内部纷争;其次新成长起来的“独生一代”受其环境影响,强调自我,传统家族意识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这些都透露出“独生一代”将强力冲击着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传统家族企业体制。从李兆会接替父亲,到逐渐清理家族旧部,再到彰显其个性的手笔,我们不难看到“独生一代”给传统家族带来的变化。
相信随着更多的“独生一代”从家族企业中登台,中国家族企业将真正构建起现代企业制度。而李兆会作为“独生一代”第一个登台者,也可能是中国传统家族企业的第一个“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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