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在结束了梅森班的学习后，我有种尽快把所学知识实践出来的强烈愿望，于是在毕业典礼结束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中国。有意思的是，正如出国之前很多人担忧的一样，回国后我发现自己的职位丢了。组织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安排我担任深圳市外资局局长一职。后来云浮市换届，省委决定从发达地区派一名干部过去做市长。我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就被调了过去。

　　在云浮期间，我把一些公共项目推向社会。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完成了95%以上，我们制定了全国第一个政府反垄断规章，设立扶贫基金对贫困户子女进行就业培训。这些想法无不受国外学习经历的启发。这几年我做了不少的改革，也遇到了不少的压力，比如我们推行农村居民健康医疗保险，但很多人认为这是给农民增加负担。在基层的经历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改革路径的选择。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我认为渐进式改革的前提首先是要“改”。渐进的方向有很多，要完成一个改革有时甚至需要从数百个方面开展。这就需要把某些相互制约的方面打包成一个整体，并整块整块地解决掉。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研究哪些方面是应该打包做为一个板块来一次性考虑，更多的是只改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不动。这就造成改革难以操作进而造成反弹，反弹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种渐进方式不是我们要的，并不是我们走的渐进式道路不正确，而是缺乏好的操作方法。

　　西方管理技术层面的东西往往能够实证地告诉我们“如果做”的方法。海归需要克服的是“水土不服”的难题。有的人回国后觉得国内什么都不对他的胃口，什么都看不顺，觉得受到的限制太多。的确，中国这片土地上传统文化很深厚，我们往往被要求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这对已经习惯独立思考问题的海归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在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用足用活自己的“自选”动作，充分发挥地方上的自主权，大胆实践自己的想法，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对现有体制做一些“补台”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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