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回国工作，发现我们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国内工作时间越长，这种感觉就越强烈。邓小平是一代伟人，1978年他提出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接受了市场经济，决定了要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现在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变化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就是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包括思想观念和意识、产权、法律体系、监管体系、治理机制等等。就说观念吧，个人主义、个人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是天经地义，但受儒家“小人喻于利”的影响，我们到现在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市场经济要求法治，我们是人治了几千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制度的变革、新制度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27年了，将来可能还需要两个、三个甚至10个27年，并且能不能过渡到比较成熟、比较健康的市场经济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这代人接受过正统教育，包括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先天下忧而忧”，自己图个温饱以外，思考中国未来的人不在少数。我在工作过程中也思考一些问题，写文章跟大家交流，希望引起讨论，能够使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得更顺利一些。即使做这样的事，也碰到文化冲突，中国人信奉中庸之道，讲话不可过激，语气稍强就会有人觉得难以接受。从我个人来说，不愿意耸人听闻，哗众取宠，但碰上麻木的听众，有时也不得不提高嗓门。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我认为自己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自由的、批判的、独立的、先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注定会被人们误解，起码在初期，注定会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为社会所接受。

　　在回国以来的经历中，我最看重的是在中金公司工作时所提倡的价值投资理念。价值投资现在作为证券市场投资的主流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今后也会主导市场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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