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2016年总统选举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此前就表示，一旦当选，她将严厉打击错把员工当承包商加以剥削的不良商人；尽管她也承认这类运营模式可以为经济注入创新动力，但也会对从业者正当权益保护带来严峻考验。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针对共享经济的诉讼或许会更加频发，甚至最终撬动其固有的商业模式。

　　风险资本分析公司CB Insights的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94亿美元的风投资金注入了这类初创公司。大量创业公司以“the Uber of X”身份出现，并和“前辈”一样从无到有，迅速扩张。以Uber为例，按照其2015年5月份公开的数字显示，这家成立仅仅6年的公司业务已经遍及38个国家，77个城市，“每个月就会创造2万个新的司机岗位”。而被“员工诉讼”压垮的Homejoy也有过“6个月横扫30多个城市”的辉煌纪录，对这些共享经济企业来说，快速扩张的关键正在于其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力集结模式。

　　因此，有外媒引用两名Uber投资人的采访表示，如果法庭裁决要求Uber承认司机为雇员，Uber 500亿美元的估值可能下跌，因为这一估值正是建立在它与司机的非直接雇佣关系之上。

　　根据安德烈·哈丘的分析，“分享经济”企业如果从简单的“集市”模式转型为“全程服务”模式的话，其中大多数公司的劳动力成本将会提高25%~40%；决定将自雇型员工转为正式员工的MyClean的CEO Michael Scharf也表示说，这一转变使劳动力成本比竞争对手高了40%。

　　“作为一个新兴的商业模式，共享经济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也都是全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Uber的判决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案例，影响其他类似企业的商业决策。”郝俊波指出。亦有评论指出，如果任由集体诉讼一再发生，可能就会威胁到专车这一商业形式的生存，直至他们不复存在。

　　同时，这也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争议焦点。Uber对撤销集体诉讼的22页上诉申请中写到，新的共享型经济的显著特点是，根据个人的决定和欲求的不同，劳动者会选择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时间，这些差异能否废除或赋予并不属于法律所要求的集体诉讼地位，这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是一个重要、反复出现且尚未解决的根本问题。

　　不过对于集体诉讼所可能引发的影响以及应对之策，截至发稿，Uber并没有回复记者的相关提问。

　　共享经济的模式分化

　　不管是惮于法律诉讼上的威胁，还是市场倒逼的作用，共享经济的模式已经在慢慢发生变化。

　　一些媒体报道捕捉到了这样的迹象：帮人采购杂货并送货上门的Instacart，从该公司在波士顿和芝加哥的业务部门开始，将实施把独立承包商转变为兼职人员的“新员工”计划；苹果前零售主管罗恩·约翰逊成立的新公司Enjoy也想通过招聘正式员工来“另辟蹊径”。

　　“我认为与法律因素相比，降低成本的考虑会更多一些。”某国内打车软件的相关负责人指出，实际上，与业外人的猜测不同，对于许多从事共享经济的企业来说，自营的模式相对来说更为经济。

　　就拿打车软件来说，表面上看，滴滴快的的“轻资产模式”在成本控制上更有优势，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松散的合作而非雇佣的关系，就需要借助经济上的强刺激，比如说给司机持续地发放红包；而且由于缺乏组织约束力，平台方对服务水平难以掌控，无形中又会增加成本，比如同样给乘客发券，以此来吸引其留在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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