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余身上也有这股劲头，很难说是余承东的性格正好适应华为文化，还是后者塑造了他的性格。他是安徽农村人，一开始就读的中学最高只有初二这个年级，因为从来没有人读到过初三。费尽周折，余到了县城读了初三，又因为是农村户口不能就读重点高中，只能在一所“从来没出现过大学生，甚至连大专生都没有”的高中读书。三年之后，余以全县理工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

　　很多华为人将自己比喻为“吉普赛人”，一个海外任命甚至会有可能只在很短的时间通知。

　　荣耀现任总裁赵明是2014年腊月二十八得知自己的新任命，第二天下午，华为对外公布了这一人事变动，“内部也没有提前太久沟通，后续又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交接工作。”谈到这件事时，赵明告诉记者。

　　荣耀是2013年年底华为成立的独立网络手机品牌。在今年年初，二者在销售平台进行整合，成立一个新平台。

　　在来荣耀之前，赵明是华为西欧地区部副总裁，宣布新任命的时候，并没有明确谁接替他在西欧的工作，“很多事情还是得由我去处理”，一直到今年4月份，赵明都是在同时推进西欧运营商和国内荣耀的工作。

　　“折腾”是华为用人特点之一，在华为内部，很多高层都要经历三年一换岗，“华为会让你一直处于一个不怎么舒服的环境，刺激你必须很努力的工作，不会让你感觉到安逸。”一位前华为员工告诉记者。

　　余承东在接过华为手机这个烫手山芋的时候，华为的欧洲无线事务刚刚走上良性循环，进入“舒适期”。

　　余承东称自己是极少数派。顽固、执拗这种性格几乎在所有国产手机大佬身上都有体现，谁都能讲出几个力排众议又力挽狂澜的案例，但在外界看来余承东的固执和妥协也体现在如何在内部推动手机的工作。

　　华为手机转型第一步是从运营商市场转向消费者，原来手机是围着几大运营商转，转型后要以用户为核心。这是其上任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在此之前，华为几乎所有手机都是运营商定制机，每年几千万台出货量，价位大多是几百块钱，虽然没有太高利润和知名度，但所有厂商都这么做，没有人觉着有什么不妥。

　　运营商无法理解华为手机转型的动机，当时华为手机尚没有公开销售渠道，取消定制机或许就会丢失运营商这个销售渠道，不仅如此，手机定位中高端同样让一些骨干无法理解，这些压力最后都落到了余承东头上。

　　海外面对同样的难题。运营商最先布局，之后手机业务跟上，海外手机也是以运营商定制为主，在总部决定将这部分业务切掉之后，之前的运营商服务也受到影响。

　　余承东没有否认这种压力，“跟它们（欧洲运营商）说了是战略调整，但没有用，不配合（做运营商定制机）就要把华为手机撵出来”，最终的结果是，沃达丰、法国电信等运营商还是中止了与华为手机的合作。

　　不仅运营商向手机施压，华为海外的管理者也不理解终端决定，“当时不少海外员工向国内反映，其中一部分就是表达对余承东的不满。”一位离职华为两年的员工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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