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互联网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那么，他的灵魂萌芽于何处？关于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而其答案的迥异，便构成不同的互联网世界。

在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之所以成为这样，乃是继承了60年代嬉皮士精神。在1968年前后，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美国青年占领了所有的大学，对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会的厌倦让他们起而反抗，于是从西海岸开始，爆发了一场以性解放、摇滚乐为主题的嬉皮士运动，“不要告诉我世界是怎样的，告诉我如何创造世界。”康奈尔大学的这句反抗口号风靡一时。

这场嬉皮士运动随着石油危机的到来，很快划上了句号。然而，嬉皮士的精神却如幽灵一般地难以散去，它长久地在音乐、电影及装置艺术领域徘徊，而那些吸食过大麻的工程师们则将它带进了信息革命的世界，他们渴望用新的、更自由的技术打碎福特·亨利们所铸造的机器王国。

美国60年代嬉皮士聚会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世界里一直崇尚并流行着“自由平等，随心所欲”的网络文化与精神，这是一种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流行的“嬉皮士”的文化内涵。从乔布斯、杨致远、贝佐斯，到布林、扎克伯格，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人”，而是来自东欧、俄罗斯或中国台湾的新移民——无一不流淌着嬉皮士的血液，辍学、叛逆、崇尚自由和“不作恶”。

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是，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被引入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极端世俗的商业社会。在互联网的幽灵进入中国的时候，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到第二十个年头，中产阶级文化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潮流，在过去的1980年代，试图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曾经如野火蔓延，可是它很快被扑灭，年轻人拒绝关心政治，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投身于经商事业，金钱成为衡量成功和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精灵般到来的互联网被纯粹地看成财富创造的兑付工具和商业发展的手段。在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手中，被当成“圣经”的著作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它们所蕴含的商业乐观主义与中国社会盛行的达尔文思潮交相呼应，为中国互联网烙下了难以磨灭的金钱气质。由嬉皮士精神催生出来的互联网，在中国可谓“魂不附体”。

让中国互联网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行越急的，还有风险投资及纳斯达克市场。互联网公司是第一批被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中国企业，新浪、搜狐等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有了风险投资的影子，他们在创业后不久便实现了股票上市。紧接着，在“资本鞭子”的抽促下，继续疯狂地为扩大利润而不懈努力。互联网对它的中国从业者兑现了实现财富的承诺，有两位年轻人分别在31岁和32岁的时候便成为了“中国首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互联网与房地产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两个领域，与后者的灰色野蛮相比，前者被认为是“阳光下的财富”。

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

在商业模式上，中国的互联网成长史被很多人看成是对硅谷模式的一次长途追随。就如同思想史上所呈现的景象一样，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向来面临这样的拷问：如何从西方那里获得新文明的火种，却又如何在行进中挣脱“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禁锢。

几乎每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的克隆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但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模式。腾讯历史上的战略性产品都找得到仿效的影子，从QQ对ICQ的克隆，到微信对KiK的跟进，耐人寻味的是，后者很快销声匿迹，而腾讯则据此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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