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科龙的存货规模已经突破了30亿元，其中尤为抢眼的是产成品存货为17.7亿元，较2003年一举上升5亿元。这或许就是“出货量”经济思维下的蛋，而它加大了科龙的经营风险。科龙电器董事会在2004年年报中称，之所以当年出现亏损，和2004年年末对存货的可变现净值进行重估有关系。据董事会称，在德勤要求下，对估计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令存货跌价拨备增加约4141万元。
 

　　当被顾雏军纳入囊中的科龙、美菱弱化了曾有的品牌梦想，在顾氏的战略指引下亦步亦趋地走上代工之路之时，另一方面，顾雏军对旗下上市公司业绩的打造也表现出超强的控制能力，比如收购当年巨亏，次年则大幅盈利。其意图，据郎咸平公开的分析，是“为进一步资本运作留出腾挪的空间。”

　　“利润魔方”失灵

　　德勤前不久突然宣布不再出任科龙电器审计师，并且科龙电器2004年年报报出离奇亏损(在前三季度报表中科龙电器对外宣称赢利2亿人民币，但仅仅三个月后科龙电器2004年竟然全年亏损6416万元)，唤起了外界的兴趣去再度研究顾雏军是否有对旗下上市公司报表的财务数据进行调整的习惯。

　　郎咸平在《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一文中大量分析了顾氏的财务手法。其主要观点认为，顾雏军收购科龙电器前后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无明显差异，净利润的大起大落完全是人为调控所致。通常的做法是：收购当年，大量拔高各项费用，造成上市公司巨亏；第二年，压低各项费用，使上市公司一举扭亏。

　　根据颐合财经副总裁王吉舟对《中国企业家》提供的数据，2002年科龙电器仅从前一年度的减值准备中冲回费用就高达3.91亿，同时还大量减少当年的减值准备。王吉舟认为这对当年科龙电器扭亏为盈实现约1亿元利润具有直接影响。实际上当年多数分析师都对科龙电器扭亏事实持谨慎态度。这种在收购前后有明确利润意图的调整手法，在格林柯尔系后来收购美菱电器、亚星客车和襄阳轴承等三家上市公司中都有体现。王吉舟认为这样的操作手法似乎出自“一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