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思维里，从来就缺乏对商人的尊重，这个传统延续了几千年，直到今天的商品社会，还没有完全剔除这个基因。在一次名为“奉献的艺术”的演讲中，李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不知从哪时开始，‘士农工商’这样的社会等级概念，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内，几千年来，从政治家到学者，在评价‘商’的同时，都异口同声的带着贬意。他们负面的看待商人经济的推动力，在制度上各种有欠公允的法令层出不穷，把司马迁《货殖列传》所说的从商人士‘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资源互通有无、理性客观的风险意识、资本运作技巧、生生不息的创意贡献等等正面的评价，曲解为惟利是图的表征，贬为‘无商不奸’，或是‘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的惟利主义者。”

　　而反观反对冠名者的言论，更是充斥着这一“贬商”的论调。香港大学医学院1983年毕业生蔡淑梅发表在《明报》上的评论写道：“在现今以金钱挂帅的社会，只要挂上一个价钱牌的名字，才是真有价值的，”进而又言“李先生机关算尽，投资买名的经验最为丰富，却忽略了‘名’亦有虚实之分，”并质疑“把自己的名字套在别人的头上，如果得不到大众的认同，这顶高帽，你会戴得安稳吗?”

　　且抛开这句话里的贬损意味，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其背后道德观的可疑。在香港，李的故事家喻户晓，之所以成为香港人的榜样，是因为其拥有的庞大财富，还有他一直强调的“义”字。1980年李基金会成立，迄今为止共捐出76亿港币用于教育、医疗、文化和公益事业。面对媒体，他曾多次形象地将这一基金比喻为自己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善款遍及全球，而其中选择冠名的只有20%(数字来自李致函港大全文)，显然“沽名钓誉”是立不住脚的，更何况这次是由港大提出冠名，反对者“投资买名”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不知所云了。至于最后那句“得不到大众的认同”则更有偷梁换柱的嫌疑，某网站的民意调查显示，有49%的民众持支持冠名的态度，虽然这也被反对者讥讽为“名的价值、历史的价值，还有金钱的价值，从而再看清楚香港人的‘拜金主义’”，但这句批判式的口号显然忽略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大学的财政来源?在清华的杨振宁就表示理解港大的做法，认为学校筹措资金是一大困难，并坦言：“如果李先生捐给清华高等学术研究中心10亿元，我一定将‘中心’以他命名。”而在其他国家，接受私人捐赠早已成为大学普遍的做法，即使港大内也有此先例，比如梁琚法学院大楼、包玉刚公法研究中心，而美国排名第二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在获得李4000万美元的资助后，也决定为其冠名(举世闻名的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校名亦是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的)，其校长包信乐对这次风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冠名)在美国大学非常正常，该校对于冠名的准则，并非纯粹以金额大小作衡量，还要考虑有关捐款对学生及培训是否有利，以及捐款者的人格，因此双方都把命名视为自己特殊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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