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批人35个，实习结束拿到学位后都按期回国了，大都留在国家经委的各个职能部门。我比较喜欢搞研究，就到了国家经委的技术经济研究所，一年以后去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主要是做企业管理和企业改革的研究。由于发表了一些论文，1994年获得王宽诚博士后奖学金，去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劳动社会学研究所做研究，题目是中外合资企业跨文化的发展问题。

　　1996年，我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对我也是一个调整，过去研究企业微观的东西多，现在不是就企业论企业，而是要同环境制度和政策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做的很多课题都是转轨时期的企业改革和管理，这里面就涉及到体制问题，从政府的层面看整个企业改革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开始也是微观放权、自主经营、产权清晰这样的概念，真正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在国资委成立以后，这时候已经是2003年底了。期间我的两个课题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这就开始涉及到政府的职能，所有权职能要和公共管理权分开，以及分开以后怎么管理。

　　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也是一步步往深里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共有14个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公司治理是最核心的问题。1998年政府推出稽查特派员制度，当时我们的观点就是在公司治理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以搞稽查特派员，但应该逐步过渡到企业的自我监督治理上来。

　　1999年，在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背景下，国研中心做了一个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报告，由吴敬琏和陈清泰教授牵头，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做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1999年3月，我被派往汉城参加一个OECD的会议，会议讨论认为，东南亚经济危机表面上看是资金方面的问题，但深层次是东南亚公司存在严重缺陷，信息不透明，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企业出现大量的债务，而企业的债务来自银行，热钱一来就导致银行倒闭了。当时我们的人民币业务还没有放开，但这个教训让我们意识到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回来后我们就写了报告，引入了OECD公司治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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