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强说，父亲曾经告诉他，明朝时候，潘家两个兄弟一起从安徽来苏州闯荡，最开始是在苏州齐门外，后来慢慢站稳脚跟，越做越大。史料里面记载，潘家是靠做国际贸易起家的，他们把吴地的丝绸和茶叶拿到印度西域去卖，换回金矿石和香料，回来一转手，慢慢发了财。不过，这是很辛苦的营生。有一次，潘家和结拜兄弟一起出门办货，遇上西域强盗，兄弟为此送了性命。回来之后，潘家祖宗立下两个规矩：一，家里每年供奉兄弟灵位，两家世代结亲；二，必须在局势稳定的内地开办实业，方为长久之计。

　　潘家实业里面，代表性的就是北京瑞蚨祥绸缎庄。苏州虽然是丝绸重地，但是京城居不易，一开始也是惨淡经营。到了第十一代，潘家出了一个大宅门里面“白景琦白七爷”式的人物，他叫潘文起，18岁执掌家务，在北京、天津、郑州各地奔走。康熙年间，有一次他在北京的茶馆偶然认识了康熙的十七子胤礼，这位皇子无意中提起，皇太后身体不行了，驾崩就是这几日内的事。这触动了潘文起敏锐的商业触觉，他马上动身回苏州购进大量的黑布白纱，在接下来的国丧中大派用场，这可能是潘家生意的转折点——戏剧性地站稳了脚跟。做生意很多时候也是在偶然中求生存。

　　潘惟德可能赶上了家族盛世的一个尾巴。他经常跟儿子这么讲：“当年花钱的那个高兴劲……”潘志强小时候听父亲讲，家里有一次重新粉刷，工匠从屋梁里面找到一条金子雕的龙。这个可能有演绎的成份，不足为信，但是潘志强亲眼见到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文革时候上交家产，家里为了避嫌，用修房子挑石头的那种大箩筐，烧掉整整5筐字画。“当时我7、8岁，还觉得好玩，都很起劲地往里扔。”再一个是文革的时候维修老房子，工匠推倒一面老墙，没想到墙里面全部是铜钱，“稀里哗啦地倒下来，全是钱，怎么也有好几百斤吧。”

　　这样的家世可能对潘惟德影响比较大。一方面，他一辈子都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俭省——电视机就有三台，一台看新闻，一台听京戏，还有一台闲放着。另一方面，家族过于辉煌的历史使他形成了很深的家族情结。他把自己的退休金全都花在修家谱上，还曾经想写一个电视剧本。儿子说：“他对祖宗的那种感情我无法引用、无法理解。他，太多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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