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生前的一些零星片语，比如“青春荒唐”、“有一颗被历史扭曲的心灵，天生散漫盖疏狂，纨绔子弟”。在1995年67岁生日的时候，他写道：“今年已是在这个城市度过了67个春秋了，按人生说起来已经是末日途穷了，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回看以前，感慨万千，自己不禁要拍额称幸，我也活得越来越潇洒了，当初政治上没有被迫害，生病也没有病死，生活再苦也没有穷死，劳动再重也没有累死，大概祖宗有灵。”

　　潘惟德一生坎坷，回忆家族的光荣也许是他惟一的寄托。

　　徽州人在苏州

　　潘家是徽商，明清时候经浙江杭州到达苏州。苏州地方专家徐刚毅说：“苏州明清鼎盛时期，徽商大约有40万人，近郊一条十里长街上，全部都是徽商的商户。全国的行业会所和各地会馆，除了北京就数苏州最多，大概有200多个。”

　　苏州人尚文，徽州人尚武，徽州人在苏州的地域融合和文化互动其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一直从事徽州文化的研究，他的研究中就说：“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但是难免良莠不齐，不免有刻薄和欺诈的行为，引起苏州人反感。”在苏州，士文化是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到达苏州，在这个传统士文化占上风的江南城市，要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就必须要读书做官，必须要有文化，必须有一个价值观念上的转向。

　　潘惟德在回忆文章里面写到，潘家在事业有成之后，非常注重“财”与“势”的阶级联姻，“自清代中叶以后，就很少看到和商家联姻的了”。当时潘家人花钱捐了一个四品官，努力向书香门第靠拢，而且结下的亲家也都是状元读书人，或者官家。潘惟德自己的母亲也是上海大家族之后，“当年陪嫁就有一箱子珠宝。”

　　潘家祖宅礼耕堂的一些建筑细节就能够说明这一点。礼耕堂的正厅是接待贵宾和官员用的，房梁上挂着著名书法家梁同书写的匾，大梁被雕刻成12个乌纱帽的形状，让人感觉坐在室内一抬头就好像戴了官帽一样，所以这个正厅又叫纱帽厅。在进门两边的柱子上刻着一副对联：心术求无愧于天地，言行留好样于儿孙。而礼耕堂这个名字的由来正是潘家的家训：诗礼继世，耕读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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