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承认信息化就是生命化，相应的信息化制度理念，必然是认为制度也是可以生命化的。意思是说，制度也是可以活化的(既然可以搞活企业，也可以搞活制度，如：与时俱进，随需应变，自我完善，创新发展，诸如此类)。这是信息化制度问题上，基础理论级的第一个“大胆假设”。

　　这个大胆假设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在于它是一个扬弃制度完备理性的命题。因此它是对传统工业化的理论叛逆。我们现在看到的制度经济学，按照其内在倾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完备理性的，论证制度通过体现完备理性的正式形式(如契约、组织、产权、法规等等)，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交易费用(协调成本)，试图用新古典主义“消化”制度经济学；另一类是扬弃完备理性的，在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基础上，研究制度与交易费用(协调成本)的关系。其中走得最远的，就是与新古典主义渐行渐远的演进的观点，特别是与理性化相对峙的生命化的观点。汪丁丁、韦森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我希望搞信息化理论的人，多注意从他们的观点中获得启发。因为我认为他们的路子，从信息化的角度看，比较“正点”。

　　信息化的制度逻辑：信息是重要的

　　信息化在影响到这一或那一制度安排之前，首先改变了制度的逻辑。以往的逻辑，关心的是最佳制度安排，即最理性的制度，缺点是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信息化的制度逻辑，因为从理念上就不认同绝对理性，所以它应当关心的是“与时俱进”本身，把制度理解为一个创新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这样才能逼近信息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真实世界。

　　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结构：“活的制度”如何可能？

　　一旦不再把完备理性当作制度逻辑的中心，制度问题在元逻辑层面就将变成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在信息化学者发现这一点之前，汪丁丁首先洞察到这一点。正是经由汪丁丁，我们才发现康德思想中有一种认知和演进的因素，可以在制度逻辑理论创新中，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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