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理论对制度逻辑的启发，在于他第一次将逻辑学与认识论相结合，对理性进行认知考察这一点上。而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图式说。这一思路，正是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的核心。它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当完备理性并不“真实”存在时，制度的普遍性如何保障；当感性上升为理性后，如何保持制度在选择和创新方面的灵活性。对制度来说，这意味着，当制度从现代性的绝对理性僵化状态，向信息化的活化状态转型时，“活的制度”如何可能的问题。

　　按照元逻辑推论，信息化的制度逻辑在于：第一，制度是面向现象的；第二，制度是演进的；第三，制度是创新的。当然，把制度的范式基础只追溯到康德，悬置了理性本身，没有做到从启蒙运动的源头上反思现代性的局限。这方面施特劳斯和伯林的理念更深入一些。我以前提出“自由先于权利”的观点，也旨在超越现代主义的制度观，突显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的价值取向所在。

　　信息是重要的

　　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口号是“制度是重要的”。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另一具现代性图腾。如果这里的“制度”，最终要回归新古典主义的完备理性假设上来，在信息化语境中，我认为“重要”的，就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不断生成和演进的信息。对于制度来说，信息才是重要的。

　　1、制度是认知的结果，是信息的流动与积淀过程。行为经济学的认知模式不光反映微观行为结构，而且反映宏观制度结构。制度构造本身就是一个心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制度随时要从当下的情境中获得信息，同时要将这一信息同存储于系统框架(FRAME，相当于康德的图式)中的以往编码信息进行比对，以此方式进行评估，做出应对之策。信息化制度与工业化制度的不同在于，资源外部性越强(信息和知识程度越高)、环境越不确定，系统复杂程度越高，工业化的决策效能越低，而信息化的决策效能越高。以相对较低的决策成本，做出较多的正确决策，是信息化制度的主要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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