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制度进行思考”这个题目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试着评价和估计一下，在制度这个问题上，信息化有多大潜力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基础理论立场。或者说，信息化对制度创新的影响，到底建立在“为体”还是“为用”的限度上。

　　将文献一路读下去，发现关于制度的各学科理论，其前沿—如演进经济学、演进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制度理论、演进博弈学习理论、认知逻辑理论—都正在指向同一个方向：生命演化。而我恰恰认为“信息化是生命化”。制度理论与信息化结论一旦在内核中相逢，将触发信息化理论的飞跃，引导人们在“信息化为体”的意义上谈制度；而不再像以往那样，把信息化仅仅当作制度的附庸。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将意味着信息化不光促进传统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它还内在地要求产生新的制度，以及更重要的—产生新的制度逻辑。制度逻辑的改变，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由信息化理念引伸出信息化的制度理念

　　用“生命化”来解释信息化，在于将信息化理解为与“机械化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相辅相成的“有机化的”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前者主要推动分工专业化，后者主要推动协调有机化。通过协调有机化，进一步带动分工专业化；通过分工专业化，进一步促进协调有机化。

　　“生命化”主要指通过信息的编码解码与传播(即DNA机理)导致系统自组织、自协调地自发演进的过程，DNA机制就是其生物表现。信息化的本质在于，将生命机制，从生物个体水平上的生命扩展到社会组织水平上的“生命”。从生命化的理念看，国民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信息化过程，是社会组织的有机化过程；它主要作用是克服工业化造成的社会机体不和谐问题。所有信息化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仿生工程，都是给传统工业化形成的机械组织，注入DNA机制，使其活化的过程。比如说企业信息化，就是指“搞活”企业的意思。生命化，这是我们讨论制度问题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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